专栏作家,西南民族大学教师,为《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现在《看天下》开有备受好评的“风物志”叙事专栏,在《南方都市报》开有个论专栏及历史评论专栏,在《新快报》开有“微言宋听”一周微博点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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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禁枪(上)

宋石男 2014年7月23日 15:40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一月,帝忽颁上谕,明令禁止民间铸造私藏鸟枪、竹铳、铁铳等火器。

自火器在中国推广之后,民间即多有收藏,用以捕猎、防盗,清廷虽有例禁,但并未真正查惩,实际上是默许民间持枪的。

譬如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就曾颁发上谕,允许民间持枪:“曩因民间有火炮甲胄、弓箭、刀枪、马匹,虑为贼资,戕害小民,故行禁止。近闻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茶毒。今思大炮甲胄,两者原非民间宜有,仍照旧严禁;其三眼枪、鸟枪、弓箭、刀枪、马匹等项,悉听民间存留,不得禁止。其先后已交官者,给还原主。”

其中“民无兵器,不能御侮,贼反得利,良民受其茶毒”一语,堪称体察民情之论。

此后,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雍正二年(1724年)和乾隆元年(1736年),分别有关于枪支管制的上谕,但主要针对军队人员私卖枪支、火药,而非针对民间。

对于臣下禁枪的奏请,皇帝往往也不以为然。乾隆十四年(1749年),福建巡抚潘思榘以“闽省民风不静,半在私藏军器”为由,奏请禁枪,“将通省各府州县鸟枪、腰刀、长枪、藤牌等类,勒限全数交官,永远不许制造。”对潘的奏请,乾隆斥责说:“民间私藏军器,原有例禁。但地方幅员辽阔,户口繁众,收藏兵器,为数必多。岂能一时查清?况有司奉行不善,授权胥吏,势必逐户搜索,藉端扰累。刁悍之区,转以抗违滋事。且闽省山海交错,匪类易于潜藏,人民聚族而居,不无赖军器以资守御,此亦该省风俗使然。若虑其习熟技勇,动辄械斗,亦只可先时详为化导,临时严加惩处。饬令追缴,如欲过为厉禁,不几于吾丘寿王所云‘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者’乎?……著传谕令其斟酌妥协,务期安静无扰,毋得惊骇物听,能发而不能收也。”

这时乾隆之所以不肯禁枪,主要出于四个考量:民间大量持枪是长期既成事实,一时很难查清;如果硬要查,授予地方胥吏更多权力,恐会牵累扰民,反而滋事;民间持枪,本为御匪,现在没收民间枪支,却不能同时禁绝盗匪,无异于助盗匪而断民自救;即使械斗使用枪支,也应事先化导,事后惩处,不可一概厉禁。

乾隆此道谕旨,逻辑严密,兼具关怀,即以现代眼光视之,也堪称良政。那为何二十五年之后,乾隆却一改初衷,要大肆禁枪呢?

就在禁枪当年,山东发生了一起民变。领袖叫王伦,一个五短身材的宗教预言家,以其自身魅力与宗教感召,聚集身份各异的乡民与游民4000多人,攻下数个县城,与清军相持近一个月。叛乱的程度相当有限,所用兵器也以弓箭枪矛为主,无异于一场自杀的赌博,但仍深深震撼了清廷。王伦所领导的民变,通常被描述为清代盛世光滑表面上的第一道裂纹,甚至被视作清代由盛转衰的象征性事件。不过,也有学者,如美国历史学家韩书瑞,就认为不能夸大王伦起事的意义,其与清代衰亡并没有必然联系,既非其结果,也非其原因。

无论人们如何以后见之明去解释、分析王伦起事,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乾隆统治生涯中所面临的第一个来自民间的重大挑战,作为威权统治者,乾隆必须作出应对。

就传统皇权而言,治术无非宽严二道。面对王伦起事所造成的威权统治的瞬间摇晃,乾隆选择了严厉以待。事实上,在推行禁枪的同时,他还开展了另一项措施:加强保甲制度,拧紧螺丝钉。

学者左步青对此作了精细研究。他发现,直隶总督周元理奉命前往山东会剿王伦之后,对帝国的危机考虑再三,“惟有力行保甲一法”。周元理在奏折中写道:“保甲系旧立章程,惟因行之日久,各属视为具文,鲜著实效。直隶为畿辅首善之区,此次不可不认真查办。”

周的奏折正中乾隆下怀。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二十六日,帝降谕称:“清查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今周元理欲认真立法清查,自属课吏安民切实之道。直隶既如此办理,他省自亦当仿照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

新调任山东的巡抚杨景素首先响应上谕。他在奏折中提出关于施行保甲的十项条款,不但要控制定居人口,更要严密监视流动人口:“凡有迁移增减户口,牌头随时告知甲长、保长”;“庵观寺院之内,游方僧道借此托足,最易容奸,应随行随即告知牌头人等”;“坊店、饭馆,过客往来,其中奸民混杂,最宜加意稽查”……其他如孤庙土窑,微山湖和登莱海岛的居民,蒙山中搭棚烧炭的住户,崂山悬崖上结宇之僧,或两个村庄接壤之地,或两邑交界之区,以及洞穴幽深的徂徕山,“均易窝藏奸匪,皆须随时严行稽查”。

湖北巡抚陈辉祖较杨景素更进一步,他将清理保甲与查缴违禁书籍、查缴民间鸟枪并案办理,奏称:“禁书与枪铳总不出保甲之外,若每事分查,易致滋扰,转不详尽,应请统于此次编查保甲,责限半年,令印佐各官于查户时将凡有不经见之书籍谕令当面缴出,各家如有枪铳,一并交官。设有邪教等事,亦必将邪经邪书查起汇办,则各要务可一次并办。”

这里需要对保甲制多说几句。有学者将保甲制视为地方自治的雏形,可谓大谬。保甲制从诞生之初,就始终是皇朝统治的一个工具,与自治或分权毫无干系,相反,它指向的恰恰是专制与集权。

关于保甲制,已故学者萧公权在其巨著《中国乡村》中有精湛研究。萧氏指出,保甲与里甲最初是不同体系,前者旨在治安控制,后者旨在赋役征收,但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两者渐渐混在一起,保甲实际上内涵了里甲的功能。为行文便利,在此只讨论作为治安控制工具的保甲。

一般认为,保甲制的历史源头可上溯到《周礼》或《管子》中的地方组织,经由汉代乡亭里组织、魏晋南北朝三长制、隋唐邻保制而成形。不过,上述组织较为松散,且治安控制的强度与密度都不能达到保甲的地步。

清代保甲体系的先驱,是北宋王安石在1070年创立的保甲,这不但是保甲名称的最初出现,而且是首次将侦查和举报罪犯作为其核心职能。不过,王安石创立的保甲制在全国推行一年后,就渐渐转变为一种辅助性军事体系,更接近于地方自卫队的形态。

清代保甲制的真正制度渊源,来自明代王守仁,1507-1520年间,他在江西讨平叛军与盗匪时,创建了一套名为“十家牌法”的制度,完全出于侦查和对付罪犯的目的而设计,通过地方共同责任制以运行。不过,王守仁创建的这一制度并未在全国推广。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第一年,摄政王多尔衮就下令保甲编组,不无“十家牌法”遗风:“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这是清代保甲体系确立的第一步,其功能主要是人口登记,尚未及于治安控制。

到18世纪初,清代保甲体系完全确立,以帮助皇朝统治者加强对县以下基层社会的控制。它的职能仍然包括人口登记,但已远不止是一项人口普查制度,因为它要求登录者及被登录者必须履行下述治安职责:监视、侦查、汇报所在地区任何可能出现的罪犯及行为——尤其是反抗统治秩序、扰乱地方统治的行为。如果有人未能履行此义务,则不但他本人将受惩,与其同甲的其余9户居民都要连坐。

保甲制要求各地编组居民自己运作,地方官员只是监督它的运作,而不直接参与。这点与当代迥异。清代是小政府,没有足够人手来对遥远乡里进行直接统治。但在地方官员的监督下,保正、甲长的权力不至于过度膨胀,大致可以确保其在帝国权力架构下驯服运行。

一个十九世纪的西方观察者正确评价了清代保甲体系:“从表面上看,专制王朝对其臣民的统治,是一种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残暴的统治。其权力依靠的核心并非仁慈,而是恐惧和猜疑。”

乾隆在1757年的举措,是清朝统治者入关以来在各省强化保甲制度的一次全面尝试。他发现保甲组织在人事方面已经变质,地方官员对保甲事务漠不关心,于是在各省督抚的汇报基础上,通过一系列谕旨,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包括保正、甲长、牌头三级制的强化,精心挑选保正与甲长,落实各级保甲人员的名额等。两年后,又议准保甲条例十五条,规定不但一般原住居民编为保甲,凡绅衿之家、流动人口(从矿厂丁户、盐厂壮丁、客商游民,直至往来过客)、云南夷人、甘肃番户、寺观僧道,乃至于旗民杂处村庄居住的旗人,俱在保甲编查之列。

士绅而入保甲编查,意味着帝国对地方有功名的缙绅,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较多土地拥有者及商业精英(有时这几种身份集中在一人身上)的警惕与控制都增强了。清朝统治者既需要这些地方精英辅助治理,又必须确保他们不会运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而在1774-1775年,如前所述,基于对王伦起事的冲击与回应,乾隆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加强保甲控制的系列政治举措。也在此年,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保甲登记入册检查。这些举措的力度空前,以致当时出现了诸如《劝民诗·严保甲》这样的恐吓训诫:“知情不报举,十家例连坐,劝尔左右邻,莫为人受过。”

然而,保甲制并不能保证大清江山的稳固。保甲制主要是作为承平时期的统治工具而设计的,它需要一系列条件才能有效运转:农民即使不够富足,但大部分人要免于饥寒之苦;百姓对王朝总是心存敬畏,即使不能全部遵守王朝法令,至少也没什么叛逆之心;官员不可能全是廉洁之士,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致力民生,以防百姓生活条件恶化到不能承受的地步。

在乾隆时期,这些条件勉强可以满足,但在嘉道以后,这些条件渐渐消失了,保甲体系也随之难荷其负。萧公权具有穿透力地小结说:“到19世纪中叶……整个清王朝走上了崩溃的道路,它的统治体系——包括保甲体系——同样快速地崩解。因此,保甲体系,这个即使在承平时期也只能部分有效运作的工具,无法应付已经改变而且动荡不安的情况。面对乡村中绝望的乡人和公开挑战清王朝统治的叛逆者,它再也不能产生什么威慑作用了。”

1774年王伦起事之后,乾隆为维稳而全面强化保甲,现在看来是失败了,或至少未能改变王朝陷入衰落的命运。那么,他在同期推行的一波三折的禁枪运动,结果又如何呢?(点击此处查看本文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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