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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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上)

—— 土耳其观察之一

周轶君 2014年9月2日 11:49

8月28日,当了十多年土耳其总理的埃尔多安,正式出任首届民选总统。这条新闻或许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但它注定成为2014年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它与乌克兰、叙利亚局势一起告诉我们,冷战之后,威权政治如何回归并重塑世界。埃尔多安十多年来的执政经历,可以凝炼成一个问题:一个经济成功的政府,能不能要求民众少点自由?

【一】

伊斯坦布尔市中心广场,一栋十三层楼,朝向街道的两侧,整个都刷成埃尔多安的脸:一张含笑,一张坚毅。头顶一串数字:2023、2053、2071。

(十三层高的埃尔多安像,一张微笑,一张坚毅。作者供图)

纳吉和我一起仰望:20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一百年;20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定都伊斯坦布尔600年;2071年之前一千年,被蒙古人赶出中亚的土耳其人,重回故地安纳托利亚。

数字左边写着:“HEDEF(目标)”。在伊斯坦布尔经营旅行社的纳吉解读,埃尔多安会在这些历史时刻“与土耳其同在”。我吃了一惊,长谋远虑对于当代民主政治是个稀缺。2014年埃尔多安60 岁,2023年他将69岁,可是2053?2071?

答案也许并不重要。这些年份把埃尔多安与土耳其人纯正光荣的历史串联在一起,还将未来打上自己的烙印。数字和面孔上方,土耳其语写着“民族意愿、民族力量”。

2003年以来,埃尔多安一直以总理身份主导这个国家。眼看不能再次参选,他改变游戏规则,倡导全民直选总统。过去十多年,选举一直是埃尔多安和他领导下正义发展党的专长,不论是议会换届,还是某个议题的公投,总能获得大多数支持。我离开土耳其之后半个月,埃尔多安果然赢得52%选票。土耳其总统是象征性质,他的下一步众人皆知,就是推动总统制,赋实权于虚位,继续执掌国家最高权力。

大楼第十三层,单词“民族”背后的窗户支开了,里面的人大概想透透气,见见阳光。

“埃尔多安的ego(自我)很大,” 纳吉说。记得2010年第一次见面时,他满心拥护这位领导人。就在同一个广场上,背向国父凯末尔建国群雕,纳吉愉快地告诉我,最近几个月阿拉伯游客猛增100多万,土耳其旅游行业协会说那是埃尔多安叫板以色列的结果。今年再见,他竟转了调:“我不喜欢埃尔多安了,他的权力太大,这次我不打算投票给他……”

“可你的生意还很好啊,不是托埃尔多安的福?”

纳吉学过中文,但平时用英语交流更顺畅,这时拍拍胸口,突然换了中文对我说:“这是心的事情,跟生意没关系。”

顺着埃尔多安画像的眼睛,望过对面,百米开外就是盖齐公园——埃尔多安完美执政履历上的一块疮疤。2013年五月末那里爆发抗议,蔓延近百座城市。警方强压之下,盖齐集会几个月后散去,但各地抗争此起彼伏。

公园在广场边隆起来的一块小高地上。没有围墙,青草斜坡连通广场,三三两两坐着人。曾经热爱埃尔多安的纳吉,去年抗议期间也来过盖齐,挨过催泪弹。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很自然走过去“看热闹”。这会儿他却不肯陪我过去:“你自己去吧,那里太多警察了。”

塔克西姆广场和延伸出去的独立大街,构成伊斯坦布尔最繁忙的商业区。游人如织,昼夜沸腾。盖齐公园,如同喧闹之中一星绿洲。来到才发现,给埃尔多安惹上大麻烦的,竟是一座很小的公园,十分钟足可以绕个圈。这里的树木并不粗大,但足以成荫。一早有人坐在长椅上,闭目享受微风与晨光。北角是个儿童游乐场,滑梯、秋千,小贩挑着粉红色的棉花糖等待哭闹的孩子。造成十一人死亡,八千人受伤的抗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仅容一人的警察哨所把着公园南角,看上去很新。“Hello,游客?”穿白制服的警察大叔站在门口,笑容可掬。“是的,这里真美。”我掂量着要套多久的辞,才可以把话题引到去年发生的事情——可惜我们能够沟通的词汇有限——于是单刀直入,试探反应。“听说这里发生过抗议?”警察突然收了脸:“No English(不懂英语)”,眼睛望向别处,身体站得更直。

广玉兰树下坐了两个穿橙色反光衣的保安,在我走过的时候,友好微笑。我做出伸胳膊的动作,问记不记得“抗议”,他俩齐声回答:“No English”。

推车卖红茶的小贩,主动跟我打招呼:“一块钱一杯,欢迎来伊斯坦布尔!”小贩的英语听上去更流利,就算我已经放弃打听去年的事,也不妨一问。更何况我刚刚成为他的顾客,端着微烫的红茶正好聊天:“新闻里说,这里发生过抗议?”小贩转身低头:“No English.”对面走来一个戴墨镜的男子,也要了杯茶。我离开茶摊继续在公园里转,他不远不近同向而行。早晨,开阔的公园里没什么行人,我无法不察觉他正在身后。几分钟后,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他也坐在隔壁椅子上,喝茶。

2013年抗议起因,正是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拆除这座公园,改建一个购物商场。盖齐虽小,却是附近唯一一块绿地。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大兴土木,基础设施发展眼花缭乱。埃尔多安曾经告诉外国记者,自己最骄傲的政绩,就是“把81个省全部变成建筑工地”。城市旧貌换新颜,却也叫居住其中的人渐感不安。5月28日,推土机开到,50名环保人士到盖齐公园静坐阻挡,附近科技大学学生加入,抗议队伍如水面上的涟漪迅速扩大,封锁广场周围十一条街道。抗议者的诉求很快超出环保,对埃尔多安执政的各种不满一齐迸发。

盖齐公园和塔克西姆广场周围,国际酒店林立,四方游客往来,示威无疑伤了埃尔多安的脸面。政府反应激烈,第一天就动用水枪催泪瓦斯,毫不犹豫称示威者为“恐怖分子”、“犹太间谍”。

一轮又一轮抗争之后,公园竟保住了,绿树还在。喝完茶,我看了一眼墨镜男,起身离开。经过儿童乐园时,身后有动静,一回头,一辆警车缓缓移动,两侧门都拉开,四个防暴警察端着枪,扫视周围。宽阔的轮胎压过窄窄的公园小道,静悄悄游走。

盖齐公园还给大众,但从此禁止集会。密布的警力提醒人们,“恐怖分子”和“犹太间谍”随时可能回来。

警车并没有理会我,转了几圈,驶回广场上的警察局。警局大门正对停车场,五六辆旅游大巴趴在那里,一旦出动可以装下许多人。守门的警察两只手都在冲锋枪上。

塔克希姆是繁华地段,警戒严密确有必要。只是埃尔多安极度自信的眼神中,流露了不必要的威慑。终于明白纳吉临别时说的:“他们仍然害怕。”

【二】

博斯布鲁斯海峡,一丸酡日,万缕金线。

(博斯布鲁斯海峡之旅。作者供图)

在土耳其旅行,俯仰皆拾史诗般的壮丽。哪怕只是二十分钟的摆渡——独立大街走到头,我刚跳上的这趟市内摆渡,跨越欧亚两大洲。落日余晖,水汽袅袅,索菲亚教堂、蓝色清真寺、托卡比皇宫,摇曳生姿渐行渐远。这三栋建筑的弧线,囊括了奥斯曼帝国统领亚非拉六百年荣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划分世界、东西文明的交战与交融。我在脑海中为此情此景寻找音乐,总觉得应该恢宏些,再恢宏些。

对一个平日坐惯渡轮从尖沙咀到中环的人,博斯布鲁斯渡轮之旅,犹如河伯遇见北海若。然而,“史诗般壮丽”,也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自我催眠。奥斯曼帝国余晖像一个未尽之梦,每天都在海峡上幽怨出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做了最好的自嘲: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102年到访伊斯坦布尔,他惊叹‘未来一百年,伊斯坦布尔将成为世界的首都……’,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刚好相反,一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崩塌之后,世界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贫穷,破烂,与世隔绝。像我一样,每个伊斯坦布尔人,都要跟这种‘悲情’斗争。”

帕慕克出生前54年,1898年梁启超把中国与土耳其比作“同种”——这个词过去只用来指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渊源——《俄土战争》中译本序言中,他写道,奥斯曼与中国是欧洲人眼中,并存的两个“亚洲病夫”。同年五月,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进呈突厥削弱记》:“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奥斯曼帝国)” ,一口气列举奥斯曼帝国愚昧落后十六处“与我国同”。康有为一边哭泣(“旁皇泪下”),一边激昂宣称,大清如果不想陪奥斯曼等死,唯有“且决立宪”。一个月后,戊戌变法到来。

当时的奥斯曼,属国纷纷独立,欧洲列强环伺。一群不想陪帝国等死的军校学生兵变,征战几回终于推翻封建王朝。1908年,27岁的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支持起义,但还没有领衔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身份类似军阀,出兵抵御协约国进攻,保全土耳其核心疆土和主权,最终建立共和国。土耳其人期待的,与衰亡悲情抗争的英雄出现了。

开国元首凯末尔,带领新生共和国一路向西。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所有的不幸归咎于它的“东方性”。他不满足于“西学为用,中学为体”那种实用主义变革,而是行霹雳手段,从里到外全盘西化。宗教学堂关了,伊斯兰法废了,阿拉伯文版《古兰经》只能藏在地板隔层,盯上钉子,没人的时候再起出来读。男子必须西服礼帽,妇女不准戴头巾,政教分离成为土耳其立国之本,守旧者治罪。

环顾东方世界,变革最彻底当属土耳其。凯末尔甚至废除沿用千年的阿拉伯字符,土耳其语拍拍翅膀,破茧而成拉丁文(相当于中国摒弃汉字,只保留拼音)。他不要梁启超眼中“亚洲的土耳其”,要做欧洲的新成员。

凯末尔废神运动的一个结果,是自己成了新的神。土耳其人世世代代感激他从奥斯曼帝国灰烬里,拯救出一脉余存的民族尊严。直到今天,土耳其每一处营业场所必须悬挂他的照片,否则不许开张。“因凯末尔之名”,成了后继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土耳其三次军事政变,都打着“重回凯末尔之路”的名义,博取民众拥护。

(奥斯曼帝国王宫景致。这是后期的新王宫,风格完全仿照欧洲。作者供图)

这就是为什么,2010年我第一次来到土耳其,看到执政党正义发展党办公室,还有街道上,埃尔多安的画像与凯末尔并肩悬挂,惊愕不已。埃尔多安从未掩饰自己对宗教的热忱。他曾经因为公开吟诵宗教诗句,被忠于凯末尔主义的军人抓进监狱。他的对外政策也更倾向中东,而不是欧美,怎么可能同凯末尔并列?

埃尔多安并不是第一个试图在凯末尔的背影里改道向东的。凯末尔去世之后,土耳其出现过阿德南·曼德列斯、图尔古特·厄扎尔等倾向伊斯兰价值观的领导人。曼德列斯被将军们吊死,厄扎尔怀疑被投毒,案情至今不明。聪明如埃尔多安,尽管他的主张跟凯末尔南辕北辙,但“国父高悬”是他推行政策的一张护身符。

正义发展党女议员艾迪布·瑟增告诉我:“说我们要背叛凯末尔是个笑话。”她自己不包头巾,西方留学归来,以此说明这个党派虽然有点保守,但绝不是塔利班,远比马来西亚更开放。那是2010年,埃尔多安政府正推行修改宪法的公投,在一系列保护老人、男女平等的条款之中,挟带废除兵变、妇女有权戴头巾等实质更改。埃尔多安可没把军方势力当“笑话”,公投之前突然抓捕两百多名军官。近一百年来,土耳其文职政府第一次收回兵权。

凯末尔像不仅用来护身,埃尔多安还有无法明言的雄心,常常被外国媒体道破:“第二国父”。以这个谜底倒推,凯末尔像、2023、2053、2071,都是同一组密码。

今年再来伊斯坦布尔,我没见到并肩悬挂的埃尔多安和凯末尔。塔克西姆广场上,十三层楼高的埃尔多安注视下,国父雕塑矮了下去。他不再需要别人做护身符了,2002年以来正义发展党在所有选举中立于不败,选票箱不是最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来源吗?军队、法院、媒体,都在他“合法的权力”下低头,不需要担忧什么了——除了盖齐公园那些手无寸铁、不知所谓的人。

然而,这么多年来,正义发展党的常胜战绩,是不是也说明,大部分土耳其人并不反感埃尔多安的雄心?相反,是时候欢迎新国父了。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与凯末尔当年一心脱贫的心境迥然不同。阿德南·曼德列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贯彻工业化、城镇化,土耳其经济起飞。八十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改革国有企业,奠定今日土耳其自由市场经济基调。在他突然离世之后,国家陷入十年困顿,过多倚重外资闹出2001年债务危机。在西方工作多年的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临危受命,开出改革药方,筹得紧急贷款。一年半后,德尔维什使命完成卸职。正义发展党,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以清廉公正、经济建设为口号,幸运地在2002年接棒执政。德尔维什的改革药方,在2005年全面见效,外资银行回归,土耳其经济开始前所未有的发展。

接下来,埃尔多安执政十余年间,数百万人脱贫。他上台的时候,土耳其人均GDP3500美金,2013年15300美金,增长五倍。土耳其近年 GDP总量排名全球第十五至十七位,埃尔多安在美国讲演时,称他管理着“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一”。

走在伊斯坦布尔高档商业区,很容易让人忘记,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阿拉伯游客惊叹土耳其的安康,拿不到欧美签证的伊朗人,把这个邻国当作放纵之地。我住的酒店里几乎全是伊朗游客。吃早饭的时候,一对青年男女坐在对面,女友着低胸紧身衣。他们来伊斯坦布尔专程看一场美国摇滚乐队演出。我没听过这个乐队的名字,他们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2008年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土耳其安然度过,实现近9%的经济增长,与中国同速。这个事实给了土耳其人空前信心。2010年我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采访时,说到加入欧盟路漫漫,不止一个受访者反问:“那个闹危机的欧盟?他们加入我们还差不多!”

历史悲情,或许如缕难绝,但今日土耳其人,因钱包鼓胀涌起一股豪情。

初到伊斯坦布尔,我眼见的第一道风景,是国旗遍地。几乎每条街道,每一个阳台,各种尺寸、新旧不一的国旗四季飘红。在城里任何一处站定,视线内一定出现布的、纸的或鲜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帜不是政府发的,大多是人们自己掏钱买的。

很多人向我提起总理的英勇事迹。他在政要巨商云集的瑞士达沃斯年会上,与以色列总统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个骄傲的牧羊人。回国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红旗铺满机场。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与以色列士兵冲突,九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采访过当时在船上的奥萨曼·阿帕特雷,他承认自己所属人道救援组织IHH,出发前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预见到会遭到以军阻拦。就是在那几年,埃尔多安“向东转”的姿态为土耳其带来更多阿拉伯游客,打开更多中东市场。

埃尔多安显然看到遍地红旗里的信号,足够点燃一团民族主义火焰。

叫板以色列,他的个人威信高涨。这位硬汉还对国旗展现过柔情:G20元首合影时,他从地上捡起标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对着镜头仔细折叠,放进上衣口袋。 2009年之后连续三年,正义发展党在地方选举、修宪公投和议会选举中屡战屡胜。

以土耳其标准来说,埃尔多安相貌端正,算不上十分出众,但人们赞赏他的“领袖气质”。四年前,纳吉告诉我,前任总理比伦特·埃杰维特见到美国总统“像犯错的小学生”,而土耳其媒体管埃尔多安叫“那个高大的男人”。纳吉的这种振奋,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尽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纳吉四十来岁,是个热情爽快的人,当时帮了我和同事很多忙。这次重逢,我由衷高兴,却没想到他似乎保持距离。

纳吉的前妻是中国人。分手原因,他说对方不肯生孩子。“我们结婚都十年了,她还是说要先‘奋斗’,晚点再安定下来。”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压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亲。而他自己也认可,不能再找“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朋友,也许会惹土耳其妻子不高兴。不过,纳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学中文,将来好帮他一起在北京开办事处。“我的生意总有办法做。”纳吉一再说自己没有受埃尔多安的气,只是看不惯他为所欲为。纳吉家附近一间私校突然被关,传言跟埃尔多安的政敌有关。“那家学校的学生刚拿了国际数学比赛第一名,说关就关了。”

渡轮徐徐。我搭的不是两小时游客航线,而是本地短途摆渡,上层站人,下层载车。韩国通用、日本丰田很常见,不乏奔驰宝马。纳吉提醒过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来的标志:“十年前,土耳其人在欧洲街头羡慕到处是私家车,现在我们的车比他们的好。”与渡轮航线平行,海底列车刚刚开通。埃尔多安还承诺再建一座跨海大桥。

眼前的土耳其繁荣稳定,比地区绝大部分国家更开放,甚至在“西方的中东代理人”面前硬气,还有什么可抱怨呢? 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如冷水泼面,任谁都意外。国际媒体立刻转向,言之灼灼,全国抗议也许无法推翻埃尔多安的统治,但注定毁掉他的“总统梦”。对不起,他又赢了。

海鸥鸣叫不断,落日、史诗、红旗,还在我脑海中盘旋,渡轮已把欧洲留在身后,轻抵亚洲。

【三】

艾明在码头等我。这个白皮肤绿眼珠的年轻人,混合伊拉克、叙利亚、车臣多重血统。地理位置决定了土耳其民族复杂多样。一个奥地利朋友介绍我认识艾明,说他去了盖齐公园抗议,或许是我要找的人。我们原本约在一个小餐馆见面,可艾明的妈妈说,正好是斋月,你为什么不带人家到家里吃开斋饭呢。

一栋五层高的居民楼,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楼一间公寓,外婆跟还是单身的舅舅住二楼。现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还是习惯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栋楼里。

隔博斯布鲁斯海峡相望,伊斯坦布尔欧洲区更加富裕,亚洲区这几年也热闹起来,房价跟着飞涨。艾明家阳台望下去,是一条商业街,咖啡馆餐馆,霓虹灯五光十色。来的路上,我还看见附近一块地用广告画围起来,画面上是一个新的商务中心。

“这里买楼一定很贵吧?”我问。艾明却说:“十五年前爸爸买的,只能说买对了。”眼见楼下街宽了,灯亮了,十五年来,自己的生活却没有太多改善。

这套公寓有四个房间,二十出头的艾明兄妹各有独立空间,外加客厅和宽大的阳台。“伊斯坦布尔公寓通常只有两到三个房间,”妹妹博拉萨的说明,加重了我的艳羡之情。这家有两部小汽车。“其中一辆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门,似乎有必要说明,家里买不起两部车。我一再追问,国家经济大好对他家的影响,兄妹俩连连摇头,仿佛承认了分享其中好处,是件羞耻的事情。“应该这么说,我们的收入提高了,消费也增加了,整体上没觉得家庭变得更富有。”爸爸打圆场。家里的装修确实朴素,毫无炫目新颖之处。客厅电视机旁裱起来的书法“安拉”(真主)很显眼。我进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客厅角落跪地礼拜。

艾明的阿姨姨夫,带着三个儿子,从土耳其东部尚勒乌尔法来小住。那里靠近叙利亚,“夏天太热了”。十岁的表弟骑着玩具自行车转圈,体恤上印着New York,时不时冲我表演几句英文。外婆正制作传统食品:cigkofte。这种小吃的历史据说追溯到先知亚伯拉罕时代。切得极碎的洋葱、辣椒、香料、西红柿、薄荷叶,混上完全没有肥肉的牛肉末。外婆用杵捣了一个小时才告成。

好客的气氛一下子让我放松下来。我已经独自旅行了十多天,突然被一个盛情满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顿饭,不用讨论什么抗议或是选举。

“开饭啦!”表弟喊了一嗓子。开斋宣礼声隐约传来,并不像我在中东听惯的那样响彻全城。伊斯坦布尔的斋月跟平时没太大分别,白天餐馆照开,只是晚上的家庭聚会更隆重。

阳台上支起长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两头。我被安排在分界线上——艾明和妹妹两位翻译中间,爸爸对面。男人们负责跟外人聊天,女人们保持我的餐盘不空。cigkofte裹进生菜叶子,或者涂在大饼上,微辣喷香。主菜是节瓜炖牛肉。每道菜上来,女人们都等着我送进嘴之后的反应。我不断冲着外婆和妈妈的方向打手势表示“好吃”。

话题很快转到我的来意。我担心打搅吃饭气氛,没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断大声提到“埃尔多安”、“盖齐公园”,也不担心邻居会听见。

妹妹博拉萨提起这位大人物气得发抖,“罪行”罄竹难书:规劝女人至少要生三个孩子,不要堕胎,不要因为上学而推迟结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开接吻,叫一名足球运动员洗掉纹身,还规定土耳其人应该吃全麦面包而不是白面包。有段时间还关了博拉萨常常泡在上面的Twitter和YouTube,说社交媒体传播谣言。“他像个黑社会老大,”博拉萨总结。土耳其本地媒体受审查,互联网却不封,年轻人一般在国际平台上沟通。

“午夜十二点以后不准卖酒,”艾明补充,他说自己并不嗜酒,但是政府“凭什么样样都管”。我们的餐桌上没有酒。对待酒精的态度,常可一窥穆斯林国家的世俗化程度。

外婆从老花镜背后看着,一摊手说了句什么。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尔多安的超级粉丝。她说,埃尔多安盖了大楼,修了地铁,干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举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们的愤怒显然比外婆的满意来得具体,来得猛烈。

艾明一边飞速翻译,一边跟外婆急促争论,“她根本不愿知道真相。”网上流传着埃尔多安的贪腐证据:11分钟的手机窃听录音。电话里,埃尔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儿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几名部长和商人的家(一一点名)搜查,叫儿子做好准备。录音后段,比拉拉提到还剩“3000万欧元现金”没有转移走。

录音的真实性从来没有获得证实。埃尔多安反攻,说录音是合成的。这件事并没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决。事实上,这位总理随即撤换一大批警察和法官,还要修改警方办案程序。他曾经说土耳其经济成功的基础在于“反腐”,如今他把一切关于自己以及亲信圈子爆出的腐败丑闻,归结为“海外势力作乱”——长期生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玛目。费特胡拉.居伦和他带有神秘性质的组织“Hizmat(服务)”曾经在正义发展党与军方的权斗中助力,在竞选中撑场,但这些年对埃尔多安的内政外交不满,盟友反目。居伦否认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牵连。但众所周知,他的组织在警方司法和媒体中很有势力。

艾明走向盖齐公园抗议,是被政府的粗暴镇压激怒了。埃尔多安对个人生活的种种限制累积了愤懑,武力回应和平示威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怀着怨气,终要冲冠一怒。

艾明大学毕业时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统工作,“因为没有‘关系’,”他说,在国家部委或国营企业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复杂的资格考试中获得高分。但他认识一些“不知道怎么可能考及格”的同龄人,捧到金饭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进去之后也要凭关系上去。”所以他选择留在民营企业——爸爸工作的医药公司。

“国家富裕了,但钱都到了执政党口袋里。”艾明抱怨正义发展党的“关系网”把持经济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几个朋友创业,做电信数据服务,尽管这跟他的化工专业不搭界。土耳其电信被国营资本和大财团垄断,我小心翼翼问艾明,涉足这个领域是不是得“认识什么人”?他难为情地笑了:“哈哈,当然。”他的“关系”来自反对党。我也笑了,人们跟“关系”的关系常常很复杂。

父亲一开始反对艾明去公园,拗不过,就跟儿子去了。他给我看手机拍摄的视频。

时间是2013年6月9日。与警方的第一轮冲突过后,抗议者铁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围对峙,现场出现几周平静期,盖齐成了自由表达的乐园。

视频中一片红旗海洋。公园里挤满了人,但没人发表宣言。时不时响起掌声,欢迎新人和新的团体加入。抗议者没有特定的“主义”,人们扛着国旗出来,表达对未来的担忧。埃尔多安的红旗是跃动的民族主义火焰,盖齐公园红旗则是一片丹心。

我在埃及也见过这样的情景。运动一开始,并没有领袖,个体站出来表达非常具体的不满。土耳其专业舞蹈演员埃德姆·京迪茲的“静默抗议”最能表现这个特点。他突然出现在塔克西姆广场,不言不语一动不动站了六小时。一开始人们当是玩笑,明白之后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茲事后对媒体说,他没打算启发其他人跟随,只想代表自己,一个人的诉求。但盖齐的抗议终究启发了全国,此后一年间,350万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头。

画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体也没有说过抗议者有任何武装。反倒是国际间评论,谴责土耳其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间,我曾给安卡拉的中国朋友打电话,对方说:“很安全啊,晚饭过后大家敲着锅碗瓢盆出来,当是散步,然后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亲蓄小胡子,深肤色,笑容真诚。他在一家制药厂工作了三十多年,当上地区经理。跟艾明的母亲是尚勒乌尔法同乡,后来到伊斯坦布尔上大学,在这个经济中心扎下根来。今天他仍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两个孩子都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念书。关于埃尔多安,他最担心他的权力不正当扩张。医药公司分明是民营,却也难免压力,这几年招聘新人,多考虑录用亲正义发展党的人士,“这些人得了好处,到头来又会投票给他。”

父亲说话平和。他认为每个家庭成员的看法因记忆而不同。68岁的外婆经历过土耳其最动荡的时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库尔德人四处制造恐怖袭击,二十多年来造成4万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两派政党争权,街头每天发生劫掠、烧杀。自凯末尔的政党1950年输掉选举以来,土耳其一直由不同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经营,分分合合风波不止,直到正义发展党拿下议会半数以上席位,一党包揽政府,才稳定下来。外婆这般年纪的人,自然珍惜这十来年的好日子。

这让我想起,母亲是土耳其人的英国女记者阿勒夫·斯科特写过一个细节:今天伊斯坦布尔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对“乱”的恐惧根深蒂固。她看见房东执意把木制百叶窗换成铝合金的,忍不住笑出来,“好像夏天裹着棉被”。但是只有经历过动荡的人,才能理解这份恐惧。

父亲亲见1980年政变,确切来说,是军队镇压学生反政府行动。传言数万名大学生惨死,但这在土耳其仍是个禁忌话题,确切数字不详。所以当艾明走向盖齐公园,父亲就知道政府不会忌惮动武,跟上去保护儿子,却终究没有让女儿去现场。博拉萨到现在都生爸爸的气。

艾明和妹妹打记事起,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埃尔多安时代。他们经历的土耳其,既没有乱过,也没有穷过,通过卫星频道互联网络,他们的生活跟欧洲年轻人零距离。艾明几个月后要去奥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游。2001年经济危机只是小插曲,博拉萨说“根本不记得”。她无法感念埃尔多安的好处,只讨厌他侵犯“个人自由”——比照欧洲各国,一个政府搞好经济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个老家伙怎么不明白,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如果说埃尔多安开创了富强的土耳其,他却认不出富强起来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时间,插播一句“埃尔多安是好的”,像交响乐团里定时敲响的三角铃。她认定埃尔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说 “有过”,功过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听我们讲话,他用一个流行的笑话回答:夜里有贼入室,夫妻惊醒。丈夫说要过去抓贼,妻子偷偷一看,贼人虽然撬开柜子拿钱,但居然顺手把桌子擦了:“至少还帮我们做了事,就由他们去吧。”

怕我听了更加困惑,舅舅说,这个笑话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许腐败,而是批评执政党的小偷逻辑。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杂,强调自己“在英国呆过一年”,本该有更好的发展。埃尔多安政府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回国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外婆出声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现在也结不上婚,这账不能算到政府头上。

来自东部农村的姨夫不怎么说话。他脸庞黝黑透红,身材微胖,种棉花为生。棉花是尚勒乌尔法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问老家情况怎么样,他鼻子里“哼”出声。桌上的人笑称他是全省“最愤怒的人”。

自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条水渠,引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水,改善东南安纳托利亚地区灌溉,缩小全国贫富差距。但是多年来经费不足、局势动荡,水渠无法贯通,直到埃尔多安接棒,终告完成。官方网站称这项耗资320亿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计划之一”。水渠蜿蜒流经九省,包括尚勒乌尔法,却偏偏没有淌过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这样“被遗漏”的农民不在少数。正义发展党说水渠“全面提升当地纺织业”,棉花农直骂是“谎言”。尚勒乌尔法宗教气氛浓郁,又是土耳其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多年来是正义发展党票仓。姨夫承认这些年当地经济也有进步,甚至出现了豪华汽车——但亲近执政党的农民更能得到“好处”。“我都见过,我身边就有。”他又哼了一声。

姨夫和阿姨每次来伊斯坦布尔都不愿四处转,他们觉得伊斯坦布尔太大太吵,哪里也不想去。

妈妈端上水果,煮了红茶分甜点。又拿来披巾问我冷不冷。“她是个母亲,”艾明重音放在“母亲”上,意思是他的妈妈符合所有关于“母亲”的温暖定义。兄妹俩都像极了妈妈,皮肤白皙,脸庞圆润。楼下商业街的霓虹灯,在阳台墙上投射各种颜色。夜风渐凉,我们挪进屋里看电视。

这一家三代女性的装束反差极大:外婆黑头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头发。她的外孙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裤,十分清凉,金色发丝洒落肩头。妈妈穿一套湖蓝色连衣裙,扎马尾,出入不包头。老家来的姐姐,深蓝色头巾,牛仔衬衣袖长松身,深蓝色长裙拖地,遮得严严实实。姐姐并不加入我们的对话,自顾在手机上玩Facebook,忽然笑着给艾明的妈妈看,一个关于婆媳的笑话。

“土耳其家庭就是这样,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共存。”父亲听我问起装束差异,颇为骄傲地说。

土耳其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人们对命运的不同选择。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发展,有的留在农村。整个国家在进步,不同人群的物质差异在缩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异并没有消失,当他们见面时,这种差异就更明显。

我决定把艾明的阿姨拉进谈话中。“您怎么看盖齐公园的抗议?”阿姨停下手机,小声对大家说了句什么。妹妹翻译:“她说,你可真会问问题。”我也没想到,这句话挑起了更大的家庭争执。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也没见过,根本就不存在。”阿姨说。

“你难道不看电视吗?”爸爸突然有些生气,他的亲身参与,对艾明的阿姨来说,竟然没有发生过,“土耳其官媒不报,CNN土耳其频道不是24小时直播现场吗?”

“那都是编的吧,”姨夫说。这句话触痛了爸爸,一敲沙发扶手,“你没看怎么就说是假的呢?”示威期间,土耳其广电最高委员会关闭了所有播出抗议画面的媒体。博萨拉小声告诉我,姨夫住的村里没什么人看卫星电视。

妈妈终于加入,正视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现场,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可是我们的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觉得我们都是恐怖分子吗?”

我感到尴尬,赶紧转移话题,问阿姨是否爱戴埃尔多安。阿姨说,她的看法不必跟从丈夫——从来没有一届政府,像埃尔多安那样关心偏远地区:给长者发补助金,给婴儿送免费奶粉,连教科书都免费。

二十年前,她自己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政府规定在校园里不准戴头巾。公共场合不戴头巾,对她来说近乎赤裸。在大学与头巾之间,她选择了安全感。是埃尔多安废除了凯末尔以来的头巾禁令,妇女可以自由选择。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就赶上埃尔多安执政,命运早已不同。

“您这次准会投票给他了?”

“以前会,但这次不。”阿姨的回答出人意料。

尚勒乌尔法住着大量库尔德人。埃尔多安为了在议会通过提案,赋予总统更多权力,着意拉拢有33个席位的库尔德人党。阿姨听到村里传言,秘密谈判正在进行,她担心埃尔多安会用权力做交易,把尚勒乌尔法划入库尔德自治区。“下次你来玩,我家可能就变成库尔德斯坦了(部分库尔德人要求建立的国家)。”

选票箱里博输赢的政党,常常抓牢,乃至扩大人群间的差异。本来这种差异有可能缩小——在艾明家里,所谓“世俗者”并没有割裂传统与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来自中世纪,土耳其人大多温和包容——但是政党往往高举 “敬神”或者“爱国”大旗分化选民——埃尔多安就号召“培养信仰纯洁的下一代”。不过,与此同时,大旗之下,人们也在选票箱里做出自己的判断。

“埃尔多安!”土耳其官方电视新闻上,出现了我们一直在谈论的人。距离总统选举投票还有十多天,埃尔多安在议会宣布,送给索马矿难死难者家属每户两套住房。

索马,是埃尔多安失去传统支持者的又一例证。安纳托利亚西部山区,也是正义发展党多年耕耘的票仓。两个月前一口矿井坍塌,301人死亡。埃尔多安在保镖簇拥下去现场,在那样悲痛的时刻,他竟然说“矿井就是会死人的”。

矿工们愤怒了,有人冲上去抗议,被保镖按住,埃尔多安的秘书还飞脚踹上去,被记者拍下来。天空电视台自由撰稿人伊西尔·西里尤斯当时在现场。她采访了那个被踹的矿工。工人说自己没想冲出去,是后面人群骚动,把他挤了出去。

怒火不仅仅因为埃尔多安一句话。伊西尔告诉我,在政府主导的私有化浪潮中,这家国有煤矿前几年承包给私人经营。新业主不断提高产量,但工人工资维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五年前的技术,不能给氧,只能过滤尘土。井下甚至没有避难所。一个矿工指着自己脏兮兮的T恤衫说,他工作了十二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对派报纸上看到,埃尔多安的儿子有好几艘游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这里劳动,但至少他们得体会我们的生活。”

总统选举前,伊西尔再去索马,发现分给索马矿工家属“两套房子”,只是“安抚情绪”,忘记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井下安全。伊西尔告诉我,索马的家属对分房很不满意,因为失去亲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栋楼里十分尴尬,但政府规定两套房子只能用来住,不能卖出去。分房之后的事情,执政党不管了,他们只负责用利益交换选票。后来总统选举中,埃尔多安在索马得票没有超过半数。

(抗争之后,盖齐公园竟保住了,绿树还在。作者供图)

盖齐抗议和索马矿难是埃尔多安经济华服下面,露出的两只赤脚。公园抗议者要求自由,抱怨分配不公,而那些矿工,根本就觉得自己是经济大潮淘下来的沙子。没有人仅仅因为GDP的增长而满意。埃尔多安在选举虽然得票52%,但低于预期的70%。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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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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