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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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立法者思维看“单独重考”

杨早 2014年6月10日 12:16

南京的吴非老师,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赫赫有名。我虽未识荆,也很钦仰,因为中学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对教育、对学校的了解,不是我们这些半罐子观察者可以比拟的。

可是他发表于6月9日《新京报》的评论《世上有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却无法让我赞同。@新京报评论 转发这篇文章时,摘出的段落,足以说明文章的主旨:

“今年高考前夕,江西宜春考生柳艳兵和易政勇在公交车上遭遇暴徒袭击,柳艳兵在负伤情况下,只身冲上前,夺下歹徒手中的菜刀。建议制定相关法规,以保护那些因公共利益而不能参加高考学生的权益,让青年在维护公义时能挺身而出,无后顾之忧。”

此评论的背景,是教育部已经表态,待两人身体康复,将为他们组织单独考试。

(资料图:考生柳艳兵的准考证。)

我转发这条微博,评论曰:“这个真不能同意,这口子一开,跟特长、民族加分就没有区别了。”

@新京报评论 显然不太服气,它回复说“请杨老师先看一下全文”,然后直接引了段原文给我看:

“原文:这次对二人‘组织单独考试’,也可以考虑其他因公缺考的个案,制定一系列可以参照执行的补考补录条例以及严格的审查、执行程序。不能把这些措施理解为高考的‘破格’、‘破例’,而应视作改革、完善高考制度的正常措施。”

我用微博或微信,从来没有不看全文就擅加评论的恶习。事实上,正是这一段小编认为的点睛之笔,让我“真不能同意”。

吴文的主旨有二:一,两位考生见义勇为,用行动实践了教育的目标:“教育要求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反对在考试作文中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故而柳艳兵这样见义勇为的学生,远比‘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优秀学生干部’难得,他在关键时刻的选择,社会对他的赞誉,是对几千万中学生的一次教育。”

其二,吴非不仅赞赏教育部“单独考试”的决策,并且希望将这种“单独考试”制度化,以体现“对公平公义的向往”,以教育社会“世上有比考分更珍贵的东西”。他还引用了1979年的高考作文题材料《第二次考试》,一个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陈伊玲,初试出色,因复试前参加救火,整夜没睡,复试不理想。主持者了解内情后,激动地表示:“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通过了!”

柳艳兵与易政勇的见义勇为,无疑应当得到政府与社会的褒奖,甚至树为典型,评为社会主义道德标兵,我都举双手赞同。但是把此事与高考扯上关系,我认为这种做法充满德治色彩,不足为当世法。

中国有着强大的德治传统。而德治其实就是一种人治。统治者动用权力资源,滥发功勋,与他们滥用刑罚,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本质上都是用权力打破规则。戏文这种故事太多了,皇上一高兴,爱赐谁和谁结婚,就得硬结,爱赐谁姓啥,就得改姓。当然历史上皇帝也没有那么自由,有些皇帝想叫自己爹妈叫爹妈,就有一堆人拼了命不赞成。基本上,顺应舆论潮流的打破规则,就叫德治,反舆论反社会的打破规则,就叫人治。

两位考生是好人,做好事,所以舆论都赞成给他们报偿与奖赏。可是,用什么方式报偿与奖赏,却大有分别。不能说见义勇为者最近要做什么,因为见义勇为被耽误了,就单独给他“再来一遍”的机会。这个道理很浅显。刘翔参加奥运会比赛前,见义勇为受了伤,奥委会能等他伤好安排一次单独重赛吗?还是说国家体系另外发一枚单独的金牌给他?

高考是一种差额竞争,不是考级过关。任何资源的重新调配,一定会有人得益,有人受损。所谓公平是保证内在规则的合理运行,比如有考生因为教育部门弄错了听力材料,答题牛头不对马嘴,教育部理应安排重考,不然无所谓公平。但考生因为自身任何原因,包括不可抗力与正能量行为,耽误了考试,都不应该举行单独的重考。

这种想法,与发言者是否赞赏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痛恨那些“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社会现象,完全无关。它就是一种立法者思维,强调制度与对象内在的相关性,同时又要充分考虑各种类似情况是否成立。

如果考生见义勇为可以单独重考,理由是他保护了公共利益,值得嘉奖,那么对见义勇为的嘉奖就可以用于任何方面。见义勇为得利既多,或许人人都热衷于见义勇为。这样的中国或许会成为尧舜之邦,可是很多有才的人会因为沉抑下僚,郁郁而终,因为他们见义勇为不过别人。

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德治史上并不鲜见,庄周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汉朝童谣说“举孝廉,父别居”,袁中郎所谓“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鲁迅常常戏谑的“做戏的虚无党”,其实都是德治的结果。有德者通吃,人们自然争抢“有德”的头衔,什么光怪陆离的事做不出来?因此我说“跟特长、民族加分就没有区别了”。

见义勇为者单独重考,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是成立的,那就是高考的目标,本来就选拔德行出众者,是一场德育的竞争。只有这样,吴文所说两位考生“虽然没有参加高考,但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态度”才成立。否则为什么万千生病者、阻于交通者、丢失考证者无法获得重考的机会,而见义勇为者就有此照顾呢?逻辑上说不通嘛。

古代中国强调“以德治国”,因此他们经常因德行比较打破常规,犹有可说,现代中国崇尚“以法治国”,却搞出这样一出有德者通吃的戏码,让人说什么好呢?

@新京报评论 的小编肯定不服气:杨老师,我真的有叫你看原文耶,吴非老师不是说了要把“单独重考”弄成“改革、完善高考制度的正常措施”吗?

OK,我可以把吴非老师的这一段话,视为一种立法呼吁。问题是,立法呼吁,就要采取立法者的思维。请问,什么叫“因公缺考”?柳艳兵见义勇为,是因公;“陈伊玲”主动参与安置灾民,算不算因公?我在高考前夕走过路过王府井,去义务献了一次血,算不算因公?参加志愿者活动,帮奥运开幕式翻牌,又算不算因公?

我不相信教育部能够有能力甄别如此繁复的情形,而且完全可以预见这些个案的争议、申诉、辨驳、执行,会耗用大量的法律成本与社会资源。抒发一时的道德激情,是个人的自由,哪怕领导一拍脑袋做出单独重考的决定,也不过影响一二人的命运(说得好轻松),将来犹可以“下不为例”封旁观者之口,但如果将“因公缺考”变成法令或制度,那就会变成完成无法执行的恶法。

谁还不能制造一场见义勇为的事件(如果搞成英雄救美,连妞也顺便泡了)?而要辨清真伪,怕要动用刑侦专家,最后作伪者该当何罪?他对社会实在也没造成太大伤害,只是想利用不良规则牟取利益,是拘留十五天,还是收容教养?

是的,世上有比考分更重要的东西,是公民的良知。世上有比道德激情更清醒的东西,那就是立法者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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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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