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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道术多变化,请向兴亡事里寻

—— 胡适与朱光潜

林建刚 2014年6月12日 11:52

晚年的冯友兰,自我反省之余,曾写下“若问道术多变化,请向兴亡事里寻”的诗句。胡适与朱光潜的关系,似乎也可以用这句诗来形容。两人关系也随时局的变幻而多次变化。

当胡适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提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时,朱光潜对新文化运动充满了反感。毕竟,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从小接受的就是桐城派古文的教育。不过,他很快适应了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也开始动手写起了白话诗。对此,朱光潜回忆说:“我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我始而反对,因为自己也在‘桐城谬种’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转过弯来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朱光潜《欣慨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9月版,第4页)

逐渐适应写白话文的朱光潜,很快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震动了文坛,他的文字娓娓道来、笔法深入浅出,很快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此时的朱光潜,正在欧洲留学,并完成了《诗论》的初稿。而恰恰就是凭借《诗论》,朱光潜赢得了胡适的青睐。对此,朱光潜回忆说:“我的一位高师同班友好徐中舒把我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并且把我的《诗论》初稿交给胡适作为资历的证件。于是胡适就聘我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朱光潜《欣慨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9月版,第6-7页)

1930年代,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希望在文学院推进新文化运动,他解聘了老辈学者林陨,将周作人、梁实秋、徐志摩等人聘为研究教授。在胡适看来,朱光潜无疑是继周作人之后非常优秀的文艺理论家。

朱光潜到北大后,在胡适的支持下,很快成为了《文学杂志》的主编,他们所组成的京派文学家团体,与上海的以左联为首的海派作家遥相对抗,成为1930年代颇有影响力的文学派别。

1934年,北大法文系教授梁宗岱婚变,梁宗岱的妻子在胡适的帮助下,与梁宗岱打官司。这一时期,胡适成为梁宗岱妻子的代理人,而朱光潜则是梁宗岱的合法代理人,两人曾就梁宗岱的问题进行商讨,使事情顺利解决。事后不久,梁宗岱被北大解聘。

1932年12月9日,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针对学生的反日爱国行为,胡适有保留地支持。在胡适看来,盲目地罢课行为,不但不会救国,还有误国之嫌。对此,北大校长蒋梦麟于1932年12月31日展开北大全体学生会议。会议上,胡适苦口婆心地劝诫学生,结果却遭到了有政党背景的学生的嘘声。当时,朱光潜也在现场,他站在胡适一边。1951年11月26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发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文中说道:“记得抗战前有一次胡适在北京大学三院演讲,劝学生不要罢课,当场就有许多学生在下面嘘,我心里很不舒服,以为简直是胡闹。”(朱光潜《欣慨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9月版,第197页)

(胡适与朱光潜)

与胡适一样,朱光潜似乎在群情激奋的时刻保持清明的理性与睿智的判断。不过,在1949前后的去留问题上,两人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1937年的旧历新年,朱光潜去胡适家拜年,当时胡适刚看了曹禺的《雷雨》与《日出》,两人就这两本戏剧展开了讨论。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胡适前往美国寻求美援,后来担任驻美大使,而朱光潜则先后担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抗战期间,他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抗战胜利之后,朱光潜拒绝担任安徽大学校长,他继胡适之后,成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而此时的胡适,则是北大的校长。国共内战时期,两人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都不谋而合。此时的胡适,创办了独立时论社,朱光潜是独立时论社的社员。这一时期,朱光潜在《中央日报》发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国的出路》。文中说道:“说得具体一点,美国在治政方面代表民主自由,在经济方面却代表资本主义;苏联在经济方面代表共产主义,在政治方面却代表集权专制。……民主自由在美国和资本主义联在一起,共产主义在苏联与集权专制联在一起,都是极不幸的错乱的结合,目前世界分裂和冲突,祸根也正在此。世界的唯一出路就在纠正这种错乱的结合,使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能携手并进。”(朱光潜《欣慨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9月版,第175页)

朱光潜的这一认知,与1920年代时期的胡适思想是相通的。但问题是:当朱光潜所梦想的民主自由与共产主义不能得兼时,是宁愿选择美国呢、还是选择苏联呢?在这一问题上,朱光潜似乎没有给出答案,而胡适则“两者相权取其轻”,选择了美国。

1948年年底,随着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开始抢救平津知识分子。在国民政府的抢救名单上,胡适名列首位,而加入国民党的朱光潜则名列第三。在儿子胡思杜坚决不走的情形下,胡适依然坚决地选择了离开,朱光潜则选择了留在大陆。

朱光潜之所以做出留下的选择,可能与他女儿的身体有关。在接受陈远采访时,朱光潜的女儿朱世乐回忆,朱光潜之所以不走,主要是因为她患了骨结核,不能动,只能静养。也恰恰是在这一期间,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一些教授离开北平。权衡了利弊得失之后,为了自己的女儿,朱光潜选择了留下。

选择留在大陆的朱光潜,因为跟胡适的关系以及国民党员的身份问题,在建国初期不得不与胡适划清界限。这一时期的朱光潜,多次写文章批判胡适。1951年12月1日,朱光潜在《新观察》第三卷第九期发表《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远在海外的胡适很快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将文章粘贴在了自己的日记中,并题注曰:“此文是一个会做文章的人写的。”文中,朱光潜写道:“陈援庵给他的信他在报纸上看到之后,硬不相信那是陈援庵写的,理由是陈援庵一向不写白话文。他的儿子胡思杜写了一篇检讨他的文章,他在美国看到了,也硬说这不能是出于他儿子的本意,说在共产党之下没有‘缄默的自由’。”(朱光潜《欣慨室随笔集》,中华书局2012年9月版,第204页)

上面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对于胡适海外的相关言论,朱光潜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文章最后,朱光潜写道:“拿他这面镜子照一照我自己,我竟是一个胡适的‘具体而微’。我有封建意识的包袱,也有买办思想的包袱。他所走过的路,我也都走过,走的远近容略有不同。我也宣传过帝国主义的文化,也主张过缓步改良,也曾由主张学术不问政治的冬烘教授转变成国民党的帮凶,站在反动的维护封建权威的立场仇视过学生爱国运动。”(《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652页)

这段文字被胡适重点划线了,或许在胡适看来,这段文字是朱光潜联系胡适来自我批判的画龙点睛之笔吧。朱光潜批判胡适之后,我们不知道胡适的内心想法,不过在公开场合,胡适公开宣称自己理解朱光潜的处境。据周策纵回忆:“20世纪50年代,朱光潜先生被逼发表一篇文章批评胡适,说以前有一天,他去看胡适,见他书房桌上到处摊开着许多书,这就证明他平日无实学,临时东抄西摘。这篇文章,纽约华文报纸也有转载,我的一位熟人去问胡先生,读过有什么反应?胡先生大笑说:‘朱光潜先生文章写得很好!在那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写?我非常同情他。’”(周策纵《周策纵作品集②:文史杂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1月版,第267页)

1981年,留美学者周策纵回到大陆拜访朱光潜,将胡适的这段话告诉了朱光潜,而朱光潜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朱光潜)望了望陪我(周策纵)去的那位年轻人,然后低下头来,用十分富于感情的音调说:‘你知道吗,我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我如果不到北大来,还不知终生会怎么样了。我到北大就是胡先生尽力介绍来的!’他说到这里就咽住了,沉默了许久,说不出话来。”(周策纵《周策纵作品集②:文史杂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1月版,第267页)

从朱光潜的这一回应看,此时的他,早已完全抛弃了1950年代初期对胡适的那些看法。他的那些看法,只是特殊年代下知识分子心灵扭曲的时代写照,一旦一个正常的时代来临,胡适的印象终究会得到恢复与修正。

考察朱光潜笔下胡适形象的变迁,也正应了文章开头冯友兰的那句诗:“若问道术多变化,请向兴亡事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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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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