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资深战地记者,长期从事中东及国际热点地区报道。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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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埃及:遇到何伟

—— 关于变革与专注

周轶君 2014年6月10日 11:16

埃及总统选举的时候,不在首都开罗,而是从近300公里外的村镇报道,是一件非常“何伟”的事情。一如他中国故事的成名作《江城》,地点不在北京上海,而是四川涪陵,所有重要的政治事件,只在小城凡人背后若隐若现。

“在埃及,一个人的外表总能透露他的宗教信仰……5月26日,总统选举第一天,到明亚一个女性投票点,对排队的180名妇女做个粗略判断:三分之一以上没有包头巾,这在一个保守的镇子只能说明:基督徒投票率高。没有一个人从头到脚用黑纱遮盖,又说明:很多虔诚的穆斯林抵制选举……”这是他给《纽约客》写的“选举日”。以小见大背后是长期观察的真功夫。

“不是我不想直写中国政治,而是很难接触到,”何伟说。但是来到埃及,恰好遇上六十年未有之变局。 另一篇《纽约客》文章“审判席上的革命”(Revolution On Trial),他以穆尔西受审现场,串起埃及过去三年庞杂多变的线索,“我坐在第一排,看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关在笼子背后,麦克风被消音,在埃及刚好可以近身观察。”

为了敲定见面时间地点,我们通了11封电邮。转给我何伟电子邮箱的人,善意警告:“他未必乐意见中国记者。”但没想到,很快收到详尽而友好的回复,还附上最近写的埃及故事。“我有时不愿见美国记者罢了,”见面时他说。

在明亚一间临尼罗河的酒店,很容易从成群白袍大胡子的科威特客人中,认出一边向我走来,一边用阿拉伯语讲电话的美国人。正是照片上那对浓眉,窥视一切却平静拒绝“被窥视”的眼睛。他每天往返酒店和考古遗址,自己开车,脖子上晒红一大片。

大概还沉浸在考古思绪中,他语气和善,却笑容欠奉。不幸我也是那种初次见面,不知如何开口的,就这样干巴巴坐下来吃晚饭。侍者拿来菜单,何伟用异常流利的埃及方言对答;今天去了哪里?天气热吗?看见有人投票了吗?他的阿拉伯语名字是Boutros。Peter-何伟-Boutros,不同语言于他,就像哈利波特的夜行衣,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探寻深处而不引起注意。

写了多年中国之后,何伟想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2011年10月来到开罗,举家学习阿拉伯语。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达到运用语言的水平”,可以独自与人交谈,只在个别情况下求助翻译。他说“阿拉伯语太好学了”,让我这个在课堂里学了好多年阿语的着实嫉妒。当然,他指的是“相比中文”,因为中文的发音与写法完全不同,阿拉伯语本质上是拼音。

在明亚,何伟正努力实现来埃及的初衷——写一本以考古为线索,借古喻今的书,有点像Oracle Bones: 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甲骨文:穿越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埃及的“甲骨文”是阿顿神。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引入一神教,崇拜太阳神阿顿,但政权终被军事政变推翻。他还不确定这本书最后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何伟每天在现场跟随考古专家工作,慢慢还原一个3000多年前的埃及,上层权斗不断,而底层社会自有一套运行轨迹——一如眼下发生在埃及的社会变革。

在何伟看来,2011年革命就像一阵风,最多吹皱了尼罗河水,却无法搅动深层,更不用说改变流向。“就我所见到的,不容乐观,中产阶层没有力量,他们做的努力太微小了。”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汉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曾在中国担任教师及记者,著作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

自来到埃及,他也研究穆斯林兄弟会。我告诉他自己去了明亚一间遭焚毁的基督教堂,他马上知道:“那旁边就有一家穆兄会开的医院。”跟外界传说穆兄会扎根基层不同,何伟惊讶地发现,他们在乡村“没有代表处,只在选举前施舍点小恩小惠”。所以,经这次军事清洗,短期内很难在埃及成势。

穆巴拉克之所以经不起十八天示威垮台,在何伟看来也是“根基脆弱”,“类似情况不会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显然强太多,而人们的愤怒也没有那么猛烈。”

三年前报道埃及革命,三年后回访当事人,我大致同意他对埃及革命的观察,却未感相信,雁渡寒潭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个体觉醒汹涌而来,但变革的愿望如果是翅膀,下面的风还没有吹起来——未来经济、科技或者其他领域的突破,才能让变革真正飞起来。否则,在埃及发生的只是权贵洗牌,广场上都是群众演员。

何伟认为,埃及社会对未来缺乏准备,是变革失败、经年动荡的主要原因。“埃及精英比中国精英强,但中国老百姓比埃及老百姓强,精英与基层间的联系也更多。”

在埃及版“甲骨文”里,何伟写当地人,还有绕不开的中国人。“在明亚,人们并不知道我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有人主动告诉我,‘这里还有中国人呢!’”他结识了做小商品生意的温州人,一次次拜访他,吃他煮的方便面。中国人成了何伟观察埃及的第三方。

“中国人对埃及人的看法非常好玩,”他学着温州人的语调,换了中文讲,“他们素质那么差,配搞民主吗?”温州人跟着当地一个女老板做生意,阿拉伯语口音沾染了女性特征,自己却不察觉,“他不去埃及人的医院看病,从中国带来一本书《求医不如求己》……”说到这些,我们的谈话活泼起来。

中国人觉得当地人“特别爱谈性”,“的确如此,埃及人无论男女,都非常露骨,中国人却完全相反。”埃及人学外语快,中国旅游团总是有一个从来没去过中国,中文说得满口京味儿的导游。中国人学外语差点,讲外国地名,都非要用中文说法,而不是原文发音,常常让何伟摸不着头脑。随便一个埃及人站上舞台就能一呼百应,中国人却是“糟糕的演讲者”。但是中国人办事比埃及人靠谱得多。他觉得外国人在埃及生活,比在中国自在,更不觉得“特殊”。埃及人幽默温和,令他相信“这个地方不会打内战,不会变成叙利亚”。

中国和埃及都是以文化历史为傲的国家,但何伟的中文教科书中,一切妥当完美,而他的阿拉伯语课本处处矛盾冲突,主人公经常犯错,“似乎不怕暴露缺陷”。

他打算继续在埃及住两三年,反复接触采访对象。“实际上,我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人来安排的。”

说来惭愧,理解“写人”这件事,对我并不是一开始做国际新闻就明白的。除了正儿八经的新闻报道之外,中国国际记者写作,绕不开“差点被子弹打到”、“某总统与我合影”。“人物”,特别是普通人,很晚才走进我们的写作教育。

我认识一名80后新华社驻开罗记者,宿舍书架上满满一排《江城》,都是国内朋友听说何伟在埃及,托人带来求签名的。何伟听了感动,让我给那名记者自己的联络方式。在美国,听他演讲的,常常上了年纪,而他的中国粉丝团不断扩张,没有断层。

中国记者常常羡慕何伟的工作方式:选择一个地点,扎下去三五年。没有“日常报道任务”,只作深度有趣的观察。但年轻的中国驻外记者不太愿意学习当地语言(如果不是英语法语这样的主流外语),我听到的理由,一是太忙,二是“即便学了,等我离开这里就没用了”。

何伟认为他的专注,部分得益于《纽约客》给的空间,“没有其他国家的杂志可以类比”。《纽约客》品质高,容量大,稿酬足以养家糊口(他还给美国《国家地理》等供稿)。英国没有类似杂志,因为欧洲各国语言不一,市场不够大。今年初他在一次采访中推荐五本“非虚构新闻写作”(在中国称为“报告文学”),全部来自美国作家,也是“市场够大养成”。“中国市场大,写深却有障碍,也许未来会出现这样的杂志吧。”《甲骨文》尚未出简体字版,如何对待中国审查制度,何伟在写作之外需要权衡。

他不发Twitter,Facebook由人代劳,上载最新文章、采访,而无关个人生活。他的书从来不登图片,“不想分心,拍照只是用来记录现场,写作时参考。”动笔之前,他会准备好采访笔记、所有资料,埋头而作,一天平均写15000字。

七八月埃及天气渐入酷热,何伟要带全家去美国呆上几个月,做回Peter Hessler。他还计划回中国生活,地点或许仍是四川。正当我望着尼罗河顺流而下的草堆,想象还有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能让他牵挂,何伟用一句“我要回去写稿了”,直接结束了晚餐。道再见的时候,他站着讲了一会儿阿顿神庙的故事。明天凌晨五点半,再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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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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