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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如何成为武器

—— 解读“反乌托邦三部曲”的一个视角

张丰 2014年6月13日 16:23

2013年12月,译林出版社重印了《1984》,并搭配扎米亚京的《我们》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更常见的译法是《美丽新世界》),使“反乌托邦三部曲”以一个整体出现在读者面前。不同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三部作品被称为“三部曲”,多半是来自书商的创意,但也反映了人们的共同认知:如果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为人类勾画出一幅美好愿景的话,那么“反乌托邦三部曲”描述的则是无能为力的情绪和绝望的现代人。

奥威尔的预言的1984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重读“反乌托邦三部曲”,我看到的不再是对极权体制的预言,甚至也不是在极权体制下人的绝望,而是个体对体制的反抗及其失败,它无比现实而真切。在一个极权体制内,个体的反抗是可能的吗?

【从觉醒到革命】

写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我们》,描写的是经过“200年大战”而建立起的“大一统国”,绿色的高墙内,全部是透明的玻璃建筑,个人没有任何隐私,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姓名,只有胸前的国家号牌,比如,主人公就叫D503。为了使每一个号民得到“数学般的绝对幸福”,他们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从而达到“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我成为“我们”,千百万“号民”按照作息条规生活,起床、散步、吃饭、工作甚至性生活也服从统一的安排。

主人公D503很难说是真正的觉醒,他对国家安排的性生活非常满意,只是受到女主人公I-330的蛊惑,莫名其妙接近了一个地下组织。D503热爱体制,但发现生活总有些没对劲,这种觉醒的萌芽让D503陷入了思索和失眠,他被确诊患病——“长出了心灵”,为此而做了“幻想摘除术”,于是头脑又空了、轻了,没有任何妨碍幸福的东西了,他自愿向体制的化身“造福主”出卖了幸福的敌人——那些反对者,包括自己心爱的女人I-330。这种“幻想摘除术”,正是后来现实世界各种洗脑术的前身。扎米亚京通过D503的被治愈,深刻揭示出个人在面对体制时力量的渺小。作者本人的经历比主人公的结局要好一些,1931年,斯大林的大清洗渐入高潮,有人举报了扎米亚京这本10年前的小说。作者无疑感到了危险,他给斯大林写信,请求允许自己流亡国外,而且带上自己妻子。在高尔基的斡旋之下,斯大林同意了扎米亚京的请求,作者得以流亡法国。

真正的觉醒者是《1984》中的温斯顿·史密斯。在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里,他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们会枪毙我我无所谓他们会从我的脖子背后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从你的脖子后面开枪我无所谓打倒老大哥”——这潦草的、没有标点的、脱口而出的呐喊,超越了后来所有标榜反抗的摇滚歌词。

作为真理部的员工,温斯顿洞察了整个体制的秘密,从宏观的极权真相,到体制运作的各个细节。温斯顿是伟大的个人主义者,伟大的反抗者,他懂得自己必死的命运,向死而生。写作和性爱成为他斗争的武器,他一面享受生之欢娱,一面等待死之来临。但是,这样的反抗者是孤独的,同样也是有理想的,他的最终归宿必然是寻找自己的战友,发动革命,彻底推翻体制。但是在黑暗的世界里要寻找光明又怎么可能?“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他在黑暗中听到的这句话,成为革命的咒语,根据观察他判断出说这句话的应该是奥布兰。最后温斯顿终于找到了革命导师奥布兰,发誓为了革命,“做任何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以下是革命导师奥布兰和成员温斯顿的对话:

“你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吗?”“愿意。”

“你们愿意杀人吗?”“愿意。”

“去干可能导致几百个无辜百姓丧命的活动呢?”“愿意。”

“你们愿意去欺骗、造假、勒索、腐蚀儿童的思想、散发让人上瘾的药品、教唆卖淫、传播性病——做任何可能导致道德败坏以及削弱党的力量的事吗?”“愿意”……后面的革命心愿单还很长,包括为革命自杀。这段对话揭示了革命的深层悖论:要想在反抗体制的斗争中取得成功,你就必须做和体制一样的坏事。这样,革命成功又会怎样?最终,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具体的行动,温斯顿就被捕了。在牢房里,他发现对他进行审讯的正是奥布兰,原来,所谓的“我们会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的见面”,并不是一句隐喻,而是写实,牢房永远亮着强光灯。

奥布兰可能是革命导师,他也可能是老大哥最得力的帮手,甚至就是老大哥本人,他就是体制本身。作为个体,孤独的温斯顿想找到组织,不同于老大哥的、给人希望的组织,这种需求本质上就是一种危险。它是软弱,是诱惑,也是对强权的呼唤。在他想投奔组织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毁灭的结局。反抗本质上必然是个体的反抗,任何抱团都是可疑的。

相比之下,《美妙的新世界》中的野蛮人约翰对“新世界”的反抗是最彻底的,但他是一个外来者,并不在体制内,他顽固地坚持“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最后被新世界碾碎了。《美妙的新世界》中体制内的异议者是一个叫伯纳的“a+”,上等人。按今天的说法,伯纳属于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他怀着优越感,对体制内的一切感到不满,但在总统“福帝”要将他发配到符合他口头理想的、艰苦的小岛时,他立马痛哭流涕了。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优雅的演讲,“在一堵坚硬的高墙和一只撞向它的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蛋这一边。”他这样解释高墙和蛋这一对隐喻,“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无法取代的灵魂,被包裹在一个脆弱的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而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面对着一堵坚硬的高墙。这堵墙有个名字:体制。”

优雅,但这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对体制内的反抗者而言,不管脆弱与否,他都不是一个撞向高墙的鸡蛋,他是组成高墙的一块砖头,他无法飞向高墙。那么,体制内的反抗如何可能?

【性爱作为武器】

《我们》是一部天才的作品,它在1921年就为我们展示了共产共妻的场景。感兴趣的男女在当局登记,但并不是一夫一妻,而是各种松散的组合。按照作息条规,每天下午4点和晚上9点是做爱时间,每次的总时间是1小时,可以拉下玻璃房的帷幔。D-503遇到了I-330,一个不能用数学算得清楚的女人,他爱上了她。在大一统国,I-330可谓大逆不道,她化妆,抽烟,而且还喝酒,绿色的毒液。她不是在玻璃房内,而是在神秘的古堡和人幽会。女主人公I-330以个性自由反抗集权主义的形象,表现了作者扎米亚京的思想,虽然最后失败,但她代表着打破“绿色长城”的希望。

“甜得发腻的嘴唇,于是那火辣辣的毒液一口又一口地灌进我的嘴……我一下子脱离了大地,像一颗独立的行星,沿着未经计算过的轨道,一直向下猛冲而去……”这种原始的冲动造成了D-503内心的分裂,“那里面有两个我,一个是先前的我,D-503,号民,而另一个我,以前是两只毛茸茸的手伸出壳外,而现在却是整个身体在向外爬。躯壳破裂了,眼看着就要变成碎片。”这种分裂是觉醒的开始,但最后却未发展为决裂,毛茸茸的手又缩回去了。

在极权的禁欲之下,女人喝酒成为无比性感的场景。而在《1984》中,情人茱莉娅让温斯顿转过身去,温斯顿以为再转过来会看到裸体,但是他看到只是口红。化妆是危险的,因此比裸体更刺激。在英社党统治的大洋国,党的目标不仅是组织男人和女人形成相互忠诚的关系,党真正的也是未曾讲明的目的,是让性行为完全没有快乐。不要爱得过分,因为性欲就是敌人,不论是婚内还是婚外。温斯顿的情人茱莉娅了解党的禁欲主义的内在的含义:不仅因为性本能会造成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那是党无法控制的,因而可能的话,一定得把它消灭掉,更重要的,性压抑是导致歇斯底里,这求之不得,因为它能被转化成对战争的狂热和对领袖的崇拜。

在温斯顿看来,“如今却没有纯粹的爱,也没有纯粹的肉欲,没有一种情感是纯粹的,因为一切都混合了恐惧与仇恨”,他和情人的拥抱就是场战斗,高潮就是胜利。“是向党的一击,是政治行为。”在和茱莉娅做爱后,两人有一场精彩的对话。

“听着,你有过的男人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我的话吗?”

“明白,完全明白。”

“我恨纯洁无瑕,我恨品质优良!我不想看到任何地方存在任何德行,我想看到人们都堕落到了骨子里。”

“这样的话,我应该是适合你的了,亲爱的,我堕落到了骨子里。”

“你喜欢这个吗?我不是说仅仅跟我,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

“极其喜欢。”

奥威尔接着写道:“那是他最想听到的,不仅爱某个人,而是那种动物本能,那种简单的、人人皆存的欲望,那是种能将党摧毁于无形的东西。他把她压倒在草地上……”这一段很像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的故事,“既然他们说我们是破鞋,那我们就破鞋到底”,一边做爱,一边反革命,性就是政治。

回到村上春树的比喻,我们可以这么说,性爱作为反抗,不是鸡蛋撞向高墙,而是高墙中两块砖头的变质、觉醒、松动。当越来越多的个体拿起这个武器,体制本身就显得荒诞。《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就为我们很好地展现了民主德国的高墙是怎么在每一块砖头都松动的情况下,体制是如何倒塌的,以至于在一夜之间换了一种政治制度,大部分国民都没有意外和不适感。

【写作,捍卫记忆】

“反乌托邦三部曲”都有一个共同的复式结构,在小说,还包含一个有关写作的故事。《我们》中,D-503用日记的形式记下每天的见闻和思考;《1984》是全知视角,但仍有一个温斯顿在写作的故事,虽然他的创作是断断续续的;而在《美妙的新世界》中,文学本身在新世界已经消失了,但野蛮人约翰顽固地背诵着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看待爱情和生命的方式,都来自于莎翁。

《1984》中,党有一个标语:“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这句话透露出权力的奥秘,也反映了文字的力量。即使是极权统治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那还只是占领了空间,而党要的还包括占领整个时间,从过去到未来。温斯顿的工作,就是查看每天的《泰晤士报》,看当天的报道,有关战争和国民生产的数据与过去相比有没有矛盾之处,如果有的话,其操作方式不是我们熟悉的修改现实使其和历史相统一,而是一次次修改过去的报道,以保证历史永远不和现在的统治相矛盾。温斯顿发现了这个秘密,从这个角度看,被蒸发是他必然的命运,但是他的觉醒和反抗也来源于发现这个真相。历史时可疑的,现在是可疑的,因此未来也是可疑的。

和不断篡改历史相伴的,大洋国还在开发一种语言——新话系统。人是自己思维体系和语言能力的俘虏,控制一个人解释世界的方式,就朝控制他的行为迈进了一大步。新话是世界上唯一词汇量正在日益减少的语言,温斯顿的同事塞姆负责编纂新话词典,马上就要出第11版,“消灭单词是件很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的多余词最多,不过名词里也有几百个可以去掉,那些只是其他词的反义词的词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呢?”反义词是表达反对的基础,这种对词汇的有意识的净化,是深入血液和骨髓的力量,因为语言的简化就意味着思想的窄化。“我们将会让思想罪不会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年复一年,词汇量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海子为我们道出了文明的本质。让名词变得丰富,就是让世界变得丰富。温斯顿知道,抵制新话,记下历史,捍卫记忆,就是对体制最有力的反抗。但是当他拿起笔,发现用的也是新话,而要表达的则是旧的、过去的、未被驯服的观念,他遇到了表达的困境。温斯顿的写作是从反复书写“打倒老大哥”开始的,他顽固地写着,一遍又一遍。现实中的极权社会,写作成为知识分子抵抗的最根本形式。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诗作,但他仍在写诗,他被捕并被处决,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在漫长的遗孀岁月中,每天背诵他的诗作,最后她自己几乎成为丈夫的化身——人们后来读到的曼德施塔姆诗歌,都是她背诵出来的,诗歌最终战胜了极权。

最初奥威尔为《1984》起的书名是《欧洲的最后一人》,这是对温斯顿的极高评价。抵抗体制,如果不能推翻的话,最起码可以努力成为一个人。

(反乌托邦三部曲丛书:《1984》 [英] 乔治·奥威尔 孙仲旭 译林出版社 2013-10;《我们》 [苏联]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范国恩 译林出版社 2013-12;《美妙新世界》 [英]赫胥黎(HuxleyA.) 孙法理 译林出版社 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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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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