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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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日本之父”的石原慎太郎

张石 2014年5月29日 11:16

2011年10月,日本的《正论》杂志以“谁最适合做日本的首相”为题做舆论调查,安倍晋三排名第一,而石原慎太郎排名第二。2011年12月30日, 在《朝日新闻》所进行的同类调查中,石原慎太郎排名竟然第一。他还在1999年的东京都知事直接选举中高票当选,2003年力克群雄,以史上最高票308万票再次当选,并在2007年和2011年实现第三、第四次当选,他的人气在日本可谓如日中天。

这样一个否定现代民主主义、思想陈旧而自以为是的人,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日本人的爱戴与拥护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石原慎太郎是一个聪明人,他是小说家也当过演员和电影导演,深知自己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也善于将其艺术天才用来导演政治和社会的戏剧。他非常善长诱导社会心理,以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并得到最集中、最强烈的社会聚焦。石原曾在他1999年出版的《国家的幻影——我的政治生涯回顾》一书中骄傲地讲述自己作为作家、演员是怎样将其才能运用到政治权谋术中的,他说:“从我这个搞写作,并把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有时还自己登台演出的人看来,那些我后来认识的大多数政治家或相信自己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家的官僚们的技巧和权谋,其实还达不到一出戏剧的水平,他们恐怕谁都没写过一出戏剧吧?他们可能也无法体验到扮演角色的人的满足感。我以如此的自信,在我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悄悄地把我得意的‘作品’,运用到了政治世界。”

首先,在文化上,石原敏锐地发现,战后的日本,是一个“缺少父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对古老父性的乡愁的时代”,因此他要扮演一个“日本的父亲”的角色。

在日本战前的男权社会中,父亲是绝对的存在,父亲所持有的伦理观与道德观,是家庭生活中的绝对基础。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是在父权支配下的。在日本社会中,父权大致的功能有四:第一,家庭中的专制统治功能,即建立经济基础与维持家庭内秩序的功能。第二,文化传承的功能,向下一代传授民族与本家传统文化及家训家规。第三,排他功能与呵护功能,防止外部力量侵入,在自然灾害、经济危机和外敌侵入时对家庭成员进行保护。第四,完成国家统治的基本构成单位的职能。

这种父权扩大到社会,就是以“父兄”为基本构成的男性统治社会,日本的明治政府是以户主(父权家长)为最基本统治单位进行行政统治的,其从下自上的排列顺序为户主→户长(区、町、村等基层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区长→府县→中央政府→天皇。当时明治政府的目标是实现“富国强兵”,而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实行“地租改革”和“征兵制”,这两项政策的实行,都是通过以“父权家长制”为基础的行政组织实现的,而最大的父权,就是“神圣的天皇”。

日本战败以后,支撑日本日常生活基础的天皇制崩溃,“父权家长制”也在新民法中被废除,而从来没有在市民民主主义运动获得个人自由和自我支撑能力的日本人,会因父权的崩溃而丧失生活的依据与支撑。

深深了解日本国民性的美国,保留了天皇本身,并使其“父权”完全象征化与符号化,而美国的意志超越天皇及战败的日本政府。

1945年9月,裕仁天皇亲自到盟军总部去见麦克阿瑟,裕仁与麦克阿瑟的此次见面那张合影使日本人震撼:麦克阿瑟选择了土黄色军服,开着领口,没有表示军衔的装饰或徽章。他直盯着镜头,脸上毫无表情;一只手随意地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搭在臀部。裕仁在他身旁,个头只到将军的肩膀,他穿着燕尾服,笔直地站在那里,表情僵硬。这张照片引发持续而广泛的议论。人们解读这张照片说:“麦克阿瑟似乎要强调照片中所暗示的令人惊讶的权力差异。”而这种权力的差异,表示美国已取代天皇形成了日本的“新父权”。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为美国制造军需产品中发了横财,他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父权”也有所认同,但是在日本走向独立国家的过程中,与美国的磨擦不断,从60年末代持续十余年的日美纺织领域的“纤维大战”,到80年代中期的“广场协议”使日本经济进入长久的不振,日美摩擦愈演愈烈。1991年苏联解体后,世界冷战体制结束,在日美军基地的存在意义也开始受到质疑。1995年,在冲绳发生了三名美军士兵强奸一名12岁日本小学生的恶性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掀起了反对冲绳美军基地运动,人们要求美军退出民间设施密集的宜野湾市普天间,将基地用地返还冲绳,这一运动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都促使日本人对美国这个“新父权”的怀疑不断加深。一种追忆以往父权的“恋父情节”油然而生,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日本社会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在1982年出版的《中空结构日本的深层》一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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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父权复兴”的声音突然高涨,有关家庭与教育的评论家力陈“强大”的父亲的必要性。虽然人们在热烈主张“能够理解孩子的父亲”是理想的,但是也出现了强调“可怕的父亲”之必要性的教育评论家,并令人感到困惑。而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操之过急地希望“父权复兴论”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这些父权复兴论者,认为战后的“民主教育”做过头了,或者说是失败的,他们不仅赞美日本往昔的父权,甚至其思维开始跳跃到“征兵制度复活”的主张上去,认为这是与“强大的父权”一体同生的制度。

在这里呼喊“父权复兴”的人们,侵入中空结构的空虚中(河合隼雄认为日本文化的结构是“中间空虚”),试图在这里安置“父性”。在他们主张“父权复兴”的背后,是希望重新恢复我国曾经存在的父性并将“古为今用”,这仍是与那种怀念“过去的好时代”的老人的感伤结合在一起的乡愁,他们叫着:“父啊,你曾那样强大”,想要复兴过去的父性。我们刚才提及的人们所热烈讨论的“复活征兵制论”的深层心理之动因也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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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林道义的《父性的复权》成了最畅销的书,他从精神心理学和病理学的角度,强调了“父权复兴”的重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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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不成其为父,父亲无法履行父亲的职责。整合家庭、提出理念、承传文化、传授社会规则的父亲的作用正在消失,结果造成家庭像一团散沙,成了人们所说的“旅馆家庭”,由此产生不分善恶的人,使没有整体观念的自私自利与软弱无力的人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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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权复兴”之所以成为新时代日本的“集体无意识”,也与日本正从一个单一民族走向与世界各民族融合,走向国际化的历史必然趋势有关。

日本从公元四世纪建立统一国家以来,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汹涌的太平洋和日本海的惊涛骇浪,挡住了异民族入侵的坚船利舰,也遮断了日本与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融和的机会,就是到了近、现代,日本作为单一民族的国家的特色,也仍然长期地延续着。

然而,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个深刻的变革正沿着太平洋和日本海的波涛向这个群岛国家延伸,“惊风飘白日,光景西驰流”,日本人在岁月不知不觉的流驶中,蓦然回首,发现他们作为单一民族的古朴风景正在世界走向最大限度的融和与交流的背景上稀释、变形,他们也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一个从非移民国家走向移民国家的不可避免的挑战。

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展,使日本通过引进外国劳动力来填补劳动力的不足成为历史的必然,据日本经济企画厅上世纪90年代末统计:日本劳动力人口从2005年开始减少,一直到2025年,每年以40万人的程度递减,2025年以后,每年以60万人的程度递减。而联合国在2000年1月11日公布了最新的人口动态统计概要,概要显示,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八大先进工业国在未来50年里,为维持一定水准的劳动力人口,必须从外国接受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移民。据统计,日本的劳动力人口(15—64岁)由1995年的8700万到2000年已降至8600万。今后,随着老龄化少子化的加速,劳动力人口的骤减不可避免。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将下降至5700万这样一个低下的水平,为了维持1995年时的水平,到2050年日本应该输入3300万外来劳动力,平均每年将接受60万人。

但是,一些日本人在心理上还无法接受这种现实,笔者曾就日本吸收外国人劳动力问题采访日本经济企画厅时问接待笔者的官员:现在日本引入外国劳动力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这位官员坦诚地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日本人还没有学会和外国人和睦相处,日本人在这方面的心理准备还很不足。

据日本舆论调查协会2012的调查,日本人认为应该积极推进移民政策的仅为1.7%,尽管日本警察厅的统计显示来日外国人的犯罪呈不断减少的倾向,但是一部分日本人仍然担心接受移民会带来犯罪率的上升、日本文化的稀薄化及日本人的工资下降。

日本的一部分人深深地留恋他们单一民族所特有“美德良俗”,深深地留恋渗透在他们社会每个角落的方圆规矩,他们担心外国人如果成为日本社会的组成部分,那樱花于绿雨中微颤般的生活与文化的静谧与微妙,会在外国人粗糙手足中消失,正是“人情不似春情薄,守定花枝,不放花零落”,当他们听到时代的脚步已扣响日本半掩着的锈迹斑斑的国门时,他们半是惊愕,半是恐惧,并慢慢化作悲凉的留恋……

面对日本不得不从单一的民族走向移民社会,不得不学会与世界上的多个民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共存共荣的危机,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带领他们保存他们“美德良俗”,抵抗不仅是无形的、可利用的、可作为美丽的装饰的文化,而是作为异文化的活生生载体——大批异文化的人的到来,一种新时代的“恋父情结”也油然而生。

而石原慎太郎就是要在“缺少父权的时代”扮演“日本父亲的角色”。

(石原慎太郎)

1997年,石原写了一本书叫《无父国不立》,这是他迎合社会心理,并使自己在社会的舞台得到最集中聚光的一部“杰作”。书中为日本曾有过的充满暴力、战争、专横的父权社会辩护,为在战后民主主义中崩溃的父权权威和古老的家族制度唱起赞美的挽歌,并提倡“父权的回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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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早就想说的事,心理学家林道义在《父性的复权》这一著作中替我说了,他分析道,一般来说,男性在抽象能力方面比女性强。抽象能力,是超越个别的具体的观察对事物进行全面展望的能力,是作出长期的、宏观判断的能力,这一能力对于作为家庭“司令部”的父亲来说,是不可欠缺的能力。他的这一分析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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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石原要建立家庭和国家的“司令部”般的“父权”,以“使我们重新感到悠久、深厚、独特的文化、文明这一巨大的历史的父性存在于我们的背后”。

他在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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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的日本并与现在的日本比较,那充满美好光景的昔日日本令人怀念,而现在的日本使我们感到有太多的丧失,太多的惶惑与欠缺,而这些都植根于战败与战后美军的占领。在《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美军似乎结束了对日本的统治,但是各地存在的美军战略基地所象征的美国的世界战略及以其麾下的日本安保条约为基础,单方面强加给日本的美国的优越感和日本对美国的卑躬屈膝,也是我们这种丧失感的根源。

战后日本绝对的统治者麦克阿瑟,给予日本人心理的、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叼着玉米节烟斗,戴着雷朋墨镜,身着潇洒的军服,身材高大,他来到日本,说日本的精神年龄只有12岁,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我们也只有洗耳恭听的分。由于他在日本的登场,日本建立在男性中心主义上的父性与父权,在刹那间被这个异邦人巨大的存在感吸收、抢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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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原慎太郎不仅写书,而且身体力行地扮演“古老的父亲”形象,他强调维持日本古老的秩序与道德,宣扬父亲必须独裁地治理家庭,父母平等会带来孩子们精神与秩序的混乱。他经常以一个排外民族主义者的姿态出现,2000年4月9日,他在自卫队第一师团的建队纪念会上讲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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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看今天的东京,有很多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外国人连续进行非常凶恶的犯罪活动。现在东京的犯罪形态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如果发生重大的灾害,预计会发生“三国人”大的骚扰事件,对付这样的事件,警察的力量是不够的,那时我们会请示你们出动。为了东京都民,我们希望你们不仅要救灾救急,维持治安也是你们应遂行的一个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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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是日语中的一个贬义词或曰歧视用语,用以称呼其前殖民地的居民。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日本,当时日本有大量不属于占领者的外国人,主要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战前朝鲜和台湾并入日本,战后日本失去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而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在日的朝鲜人、中国台湾人失去了日本的国籍,日本政府对他们不负担任何义务。像这类在美军占领期间无所归属的来自第三国的人,被称为“三国人”。因这种称呼带有浓厚的负面印象,后来很快被废置不用了。石原是那个时代长大的人,熟知“三国人”这个词的含义,他费尽心机挖出这个“死语”,当然出于深思熟虑,这是他扮演“日本的父亲”的一句关键的“台词”,而他此言一出,立刻遭到了在日外国人等的强烈抗议。

他反美,在几乎所有的著作中咒骂美国,说美国在波斯坦宣言中将“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篡改为“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并将美国人撰写的宪法强加给日本人,美国人是破坏日本政治秩序与文化传统的元凶。1989年出版的反美作品《日本可以说“不”》成为畅销书,发行125万册。

他反中反韩,邻国越强大,他反的就越厉害,他挑起钓鱼岛争端,与其说是政治目的,不如说是为了突出他的角色特征——一个排他的日本的呵护者,一个古老父亲的角色。

当日本的一部分人对于“美国新父权”充满怀疑的时候,当邻国日益强大且不时地使他们感到威胁的时候,当传统“年功序列”(论资排辈)、“终身雇用”制度不断崩溃,使他们失去了所属感的时候,当他们作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走向移民社会,不得不学会与世界上的多个民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共存共荣的时候,他们在心理上需要一个古老的父亲,以带领他们走出危机并保存他们的“美德良俗”,给他们巨大的安全感和依托感,于是,具备排外、恋旧、专横、顽固的古老日本父亲性格的石原慎太郎,就被他们选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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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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