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波,独立撰稿人,《朋克时代》、《自由音乐》创办者,公共账号“反常”(fanchangshit)发起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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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汝爱》背后的惊悚故事

杨波 2014年3月12日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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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至少令哈利·波特影迷们眼珠子掉一地的电影《杀死汝爱》,也不能说成就是小说《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的电影版本。电影和小说都是基于70年前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谋杀案,这件被过誉为垮掉派起点的卑劣命案中,《河马》的两位作者杰克·凯鲁亚克和威廉·巴勒斯是关键人物,尽管此案发生后被包括凯鲁亚克及另一位当事人艾伦·金斯堡(正由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令人心碎地扮演)多次在作品中提及,但仅基于事件本身,且在事发后一年即完稿的《河马》显然更忠实于实情,有更多细节,并在语境和情绪上更谙合彼时当事者的精神处境。由于种种原因吧,《河马》2008年才首发,3年后内地中译本出来,这是我写的书评,趁现在这部电影成为焦点,翻炒一下。

杨波/文

《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记述了被称为开启了垮掉派之门的哥伦比亚大学谋杀案发生前几十天里,杀人者和被杀者,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生活。至少从这部小说中来看,垮掉派的两位表率杰克·凯鲁亚克和威廉·巴勒斯正是杀及被杀者最为亲密的两位朋友,且都在现实中因这起罪案坐过牢。他俩以一人一章的形式写完了这部十万字出头的作品。

谋杀案发生在1944年,小说完成于第二年,却在2008年才得以出版,原因有两个:一、小说谋求出版时,两位年轻的作者(1945年,惯以面露白骨、老态龙钟之相示人的巴勒斯也不过31岁)尚是从未公开发表过任何作品的无名之辈,而且出版商认为这本东西情节散乱、中心不明,不具商业前景;二、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包括两位作者先后去世之后,该书则皆因小说中杀人者原型卢西恩·卡尔的反复阻挠而不得面世,甚至在该书的章节片段被个别传记、访谈摘引之后,惹得卡尔怒而不惜动用了法律的武器。以这场谋杀为源头乃至主体的著作不少,仅凯鲁亚克就至少写过三次,而仅这本令卡尔分外纠结,当然是因为它最为逼真,譬如文中提到的所有人物在现实中几乎都有蓝本。

卡尔2005年去世,谁也没料到,这个相关杀人的故事中的所有角色原型里,杀人者竟是死得最晚的那个。三年后《河马》在美国首版,再四年后,中译本上市,这令其成为凯鲁亚克著作里,首版距中译本出版相隔时间最短的一本。另外,这也是内地出版的第二本巴勒斯著作,第一本《赤裸的午餐》1995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发行,每每读到其中关于各种毒品用法乃至制法的详尽指导,以及猥琐到令亨利·米勒顿时显得唇红齿白的性描述时,我都禁不住啧啧个不停,对当时出版环境的宽松(称之昏聩亦可)表示出由衷的惊诧。

对政治,他应该很在行

巴勒斯的养子、继承人及传记作者詹姆斯W·格劳尔霍尔兹为《河马》写的前言,提到1976年4月号《纽约》杂志上,凯鲁亚克传记作者之一阿龙·莱瑟姆在某文中大篇幅引用《河马》字句,此事令卡尔怒不可遏的原因是,“他虽然已和合众国际社(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国际四大通讯社之一)的一些朋友一起工作长达三十年,但谁都不知道他青年时曾经杀过人”。那一年卡尔刚晋升为合众国际社新闻组组长,等职于中国的新华社总编辑,而后者就算年轻时亦因“不堪忍受一位老基的性骚扰”而将之刺死,就算这是真的,相信我吧,也永不会有人告诉你的。

卡尔在这一职位工作了47年,去世后合众国际社发讣告称其为“新闻服务的灵魂……赢得了同事们的无尽赞赏与爱戴”,你难以想象这样的高帽会戴给《河马》中的那位奇装异服、酩酊大醉,将一根“亮晶晶的”,未曾煮过的意大利长面条卡在裤链上,在纽约闹市里横冲直撞,假冒一边走一边撒尿的疯癫少年。

一个人从疯癫少年活啊活地,活成一位保守的老人,这样的变化堪称理应如此,于是有了变成雅皮士的嬉皮士、反扑传统审美的先锋派、一夜间爱国的朋克,及一切转型为自己曾反对的人的反对者……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当你读完《河马》,想想菲利普·图里安(卡尔在书中的名字)变老之后,位高权重、使尽手段,生怕别人将他年少丑事公之于众的样子时,万不可五十步笑百步。

整本小说对图里安语带嘲弄的结尾由巴勒斯完成:“‘是啊,’我说:‘对政治,他应该很在行。’”若将此处的政治理解为营私舞弊的话,巴勒斯应是指图里安自首后,通过律师将自己包装成一位整日拿着本叶芝诗集的金发男孩,对纠缠自己多年的老基忍无可忍,在一次被逼奸不遂后的惶恐和愤恨中将对方杀掉——事实上,就算不刻意营造这段情节,大众和法院也难以给出这个当时轰动一时的案件中的杀人者一个更合理的动机,难以不给出他“在州立疯人院里最多待六个月”的轻判。

而巴勒斯和凯鲁亚克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河马》里写得很清楚:图里安这么做绝非出于一时性急,杀人不过是他混乱而亢奋的、自焚式的生活方式里顺理成章的一步,它根本不像看起来那么激进,至多是这场混沌的青春祭祀里的一个小高潮罢了。

这些事让我想喝酒

将BeatGeneration译为“垮掉的一代”造成的最大误解是,人们以为这一代是消极而绝望的,再佐以他们惊世骇俗的行为,如巴勒斯嗜毒成狂、凯鲁亚克永远在路上、艾伦·金斯伯格的性放纵等等,人们更会这么想。而实际上,就算不那么乐观,他们也一定是积极的行动者,为了获得某种本我的、小乘的自由,他们鸡血沸腾,一刻也不让自己休息下来。那么,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嗜毒成狂、永远在路上和性放纵当然都算——还可以文绉绉一些,如凯鲁亚克出于对自我生活方式的赞扬,对以禅为主的东方神秘主义的误解和误传,再如巴勒斯在后院种植南美致幻毒蘑菇之际,亦不忘发明裁切和粘贴之手法,以文字和音乐为主,完成一系列旨在针对一切权力者(政治、文化)的反架空、反同化、反控制的美学实验;你甚至可以再极端一点,如找个人灌醉,用一把童子军小刀在他胸前扎两下,然后在不辨生死的情况下,绑住他的双手,在他的衣袋里装满石头,就近找条河,把他推下去。

《河马》里,为了引诱图里安一同出海远游,迈克·莱科(凯鲁亚克在书中的名字)向他吹嘘了一番某次远航后,一帮海员在加拿大一个小港口登陆后是如何违法乱纪的:“全船一百五十人里只有五十人没有被关进监狱,有一个被捕,因为他在大街上给一匹马打飞机……”图里安听后微笑不止,说:“这些事让我想喝酒。”你可以不理解一个人为何要在大街上给一匹马打飞机,但这并不妨碍你去理解一个人为何听到另一个人在大街上给一匹马打飞机后,可以赞许地微笑不止。因为图里安们不相信任何集体的东西,他们只相信个体行为,越不可理喻越好——不具可理解性正是某行为具备个体性的有力证据。这也是垮掉派里的那些代表者们尽管认同于这一流派且惺惺相惜,但无论在文字风格还是人生痕迹上,皆迥然不同的原因。

请注意,是“不相信”任何集体的东西,而不是“反对”,从这一点上可以辨识出垮掉派与其师承迷惘派的不同。一战前出生的迷惘派过过好日子,尝过胸怀理想的滋味,所以才会在跌入屎坑后倍感失落、迷惘、痛心疾首;赶着大萧条出生的垮掉派则干脆降生在屎坑里,大萧条、大清洗、二战,他们连破罐子破摔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们压根没见过什么好罐子,他们很少去反对什么的原因是该去反对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且发生得堪称登峰造极,在这种情形下,对个体解放尚心存侥幸的青年只能令“不相信”成为常态,而不是什么姿态,他们没任何退路,只好无所畏惧,兴高采烈地把人生变成探险和试验。

济慈都吃了,你干吗不吃?

书中,图里安在餐桌上戏弄拉姆塞·艾伦(即后来被他杀掉的那位老基,在现实中名为戴夫·卡默勒),让他徒口吃一勺辣椒粉,因为“济慈都吃了,你干吗不吃”?图里安们不相信的是集体、权威、传统、政府、他人,但至少还有个人和艺术被他们供奉起来。他们首先是一帮淋漓尽致的文艺青年,然后才是疯子。在《河马》里,他们在酗酒、偷窃、搞基、策划自杀和犯罪、无端地“从鸡尾酒杯上咬下一大块玻璃嚼得粉碎,和水吞下”的同时,总在阅读福克纳,谈论詹姆斯·乔伊斯,因马塞尔·卡尔内的《雾码头》而眼眶湿润……这么做,应是希望从这些看似身处跟他们一样的困境中的独然处世者那里得到某种借鉴——他们只剩下精神生活了,因为那是在这个世上唯一值得去剩下的东西;对生命的放纵和自毁不过是对灵魂的一种加持,所以尽管肉身逐日糜败,但却永远目如朗星,这笔兰波醉舟式的买卖,二逼得令人心动。

谋杀案只是这本书一个先设的结局,它更应被看作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纽约格林威治村,垮掉派初露端倪时,对那帮青年的一次群像式素描,让你瞧瞧未来的大师是怎么一边吃软饭一边殴打女友(凯鲁亚克),或怎么帮纵火犯拉皮条的(巴勒斯)。两人故意要去采用的达希尔·哈米特式的冷硬派推理文体(他们显然考虑了市场),那种以第一人称、点到即止的写法首先让人想起的,却是加缪和海明威。只有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而没有我想到的,这种刻意摈弃作者主观的写法不算新鲜,他们写得也算不上出色,生涩、造作、没话找话的地方俯拾皆是,但整部小说通过对这些青年令人发指的无聊和疯癫的津津乐道,其透露出的,与其称为哗众取宠,毋宁看作对主流社会的挑衅态度堪称淋漓尽致。在今日中国,它的这种效果也一点儿没有减弱,豆瓣网上其评论文章登顶的一篇,一开头就引用了国内某十几岁毒瘾少年为了抢几十元杀人的案例,不知作者是否也顺便义愤填膺地查证过毒瘾少年的衣兜里装着谁的诗集——不用说对和谐社会,就算对极权社会来说,这样的孩子也必然是社会的毒瘤,这个用不着你正义的提醒。

另外,了解垮掉派的人,将会从《河马》里得到诸多文本之外的乐趣。譬如巴勒斯对注射吗啡全过程手把手式的写法,还有跟一帮人喝一瓶酒时快速地一杯接一杯干,因为“我要保证自己能喝够”,所以“嘴都等不及脸了”。还有,你能感受到巴勒斯对这整件事的不屑,特别在他负责的后几章里。在开写之前他跟凯鲁亚克应该商量过分工,后者写图里安,他写拉姆塞,结果拉塞姆成为整本书里最为单薄的人物,除了“迷菲利普迷得像只害羞的秃鹫那样围着转”之外,没什么值得说的。从根本上,这出杀人案在巴勒斯看来实在不算什么,就跟他在六年后用枪射击顶在他妻子头上的苹果取乐,结果失手将她杀掉一样宛若儿戏;他更愿意把话题转向酒吧、街头,乃至整体失格的人类文明,显然,他觉得有更重要的事去做,并不介意在书中毫不切题地表达作为“疯人院中唯一不疯的人”的痛苦。

至于凯鲁亚克的那部分,这种“我在场”式的写法他随后写了一辈子,但他在《河马》中意图明显的,对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的追求,他委实显得过于扭捏——算憋住了《在路上》那种散漫的心理直白,还是显得情意绵绵,对谁都想指手画脚一番,对谁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书中,图里安恍若他的孪生兄弟,他理解且毫无保留地同意图里安做的任何事,包括杀人在内,他希望读者明白,人若是他杀的,也请不要感到意外。图里安杀人后跟他告别,两人在酒吧喝酒,他抒情道:“男招待不喜欢我的装扮,态度有些放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衣着如此大惊小怪。想着这些事时,杀人的念头时起时落,颇有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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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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