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上海书评》主编。
《大家》官方微信

《大家》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每天获取精彩资讯

我们为什么谈论边疆

—— 《禹贡》杂志八十周年记

张明扬 2014年3月29日 10:45

2014年3月,当我们在这个时刻充满焦虑,用着国将不国一般的口吻谈论边疆民族问题时,是否知道,在整整八十年前,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在用着同样,或许是更大的焦虑在谈论着边疆与民族。

1934年3月,一份几乎是聚合了当年国人所有此种民族主义焦虑的边疆杂志创刊了,是为《禹贡》半月刊。那篇由创办者顾颉刚先生与弟子谭其骧先生共同拟定的发刊词如此写道:“这数十年来,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

(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毁。关东军吞并东北的步伐越来越快。)

“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在《禹贡》创刊的1934年,这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问题。1934年,外蒙,虽然国民政府不承认外蒙独立,但在苏联的庇护之下,这早已是既成事实;东北,已在三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中丢给了日本人,传说中的“满洲国”已粉墨登场;内蒙,德王在日本人的唆使之下,主持的“内蒙自治运动”正“渐入佳境”,内蒙未来究竟是谁人之天下,还很难说;新疆,盛世才刚刚在1933年底取代了金树仁,虽名义上仍归属国民政府,但实质上却依附于苏联的羽翼之下;西藏,自清亡之后,中央政府的势力在西藏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1934年,从东北到内外蒙,从新疆到西藏,中国在事实上已经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所有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边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是一个“学术概念”罢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意义。在现实国土与理论国土之间,国人真的不知道,到底哪些边疆地区应该归我们?中国的边疆分裂趋势,正不知伊于胡底?

顾颉刚本是一个以上古史研究著称的大学者,最著名的研究就是在“古史辨”中质疑“尧、舜、禹”存在的真实性,这后来被演绎为神奇的“大禹是条虫”。坦白说,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多少是带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但是,在1934年时,顾颉刚先生却几乎放弃了“大禹是条虫”,彻底转向至边疆与民族研究,相应的也成为了一个无比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这显然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绝对反面。

如何看待这一无论从学术方向还是思想倾向而言都堪称巨大的转变?顾颉刚先生夫子自道,他正是受到了“九一八”和“内蒙自治”的强烈刺激,才走上了边疆研究之路。据《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禹贡》本来想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准备工作,但在“强邻肆虐,国之无日”的情况下,“遂不期而同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没错,《禹贡》就是一份民族主义导向的“保边疆”刊物。

可以说,边疆研究,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之下,已远远不是纯学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学术抗日”的战场,而且是最前线,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奔赴这个战场的中国学人还大有人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先生等北平著名学者就在北平图书馆聚会,商讨“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会后,傅斯年即联合蒋廷黻、萧一山、徐中舒、方壮猷等四位史学界的一时之选共同撰写《东北史纲》一书,据说这也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研究东北史。此套《东北史纲》原定出版五卷,但最终只有傅斯年负责的第一卷和整套书的英文节略本如期出版(蒋廷黻先生负责的最后一卷后来以《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为名出版)。《东北史纲》英文节略本在当时的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作为“历史铁证”送交国联调查九一八的李顿调查团,而且还印刷了两千册分送各国朝野宣扬中国立场。

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第一卷中强调,“就此两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东北在历史上永远找不出与日本关系也”。

既然是“学术抗战”,就一定以后作为对手的“侵略者”。战场的对面,是以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介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历史甚至要早于中国学者,早在1908年,受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委托,成立了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满鲜历史地理调研室”,显然,日本边疆学研究由此昂首阔步的走上了“政治化”道路。

1922年初,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在梁启超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他著名的“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认为中国本来的领土指的是满洲、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以外的“本部十八省”,中华民国无权继承清朝留下的边疆领土。九一八前,这一观点又经号称日本第一战略家的石原莞尔进一步阐发,“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在实质上成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基础所在。

事实上,无论是顾颉刚的《禹贡》,还是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一开始的“假想敌”都是矢野仁一和他的“满蒙非中国说”。《禹贡》发刊词中说:“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卷首就开宗名义:“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

而在《东北史纲》出版之后,矢野仁一也迅速反击,又推出了《满洲国历史》一书反驳傅斯年,为“伪满”立国的正当性辩护,强调满蒙自古以来就不是汉民族的居住地。

当然,就鸟居龙藏、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这一批日本顶尖学者来说,你很难说他们的学说缺乏具体的材料支撑,或者说完全属于政治化的“主题先行”,全然是配合日本侵华而打出的政治牌。但是,即使不追究他们的本心和用意,即使假定他们是“为学术而学术”,有一点仍是逃不掉的,如“满蒙非中国说”这样的理论在日本军方看来是如获至宝,在客观上被利用为日本谋夺中国边疆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由”。这就好比,“公投”和“民族自决”再或者“克里米亚自古不属于乌克兰”在学术范畴上本来均有商讨空间,但放在俄国“统一”克里米亚公投的具体语境之下强调这些概念,就很难以“理中客”的高贵冷艳范示人了。

即使如此,且容我冷血且冷静地说一句,当时研究东北史甚或中国边疆民族史的重心,其实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这一传统竟也一直延续到今日,诸位可详细参阅最近出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批中国学者的“学术抗战”和真实战场上是同样的悲壮,从研究水准和学术积累等方面来看,中日这场学术对决绝对是“明知不敌,偏要亮剑”。

这一点,甚至连沉浸于爱国情绪中的中国学界也看到了。

《禹贡》发刊词的态度就很老实,“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倘使不把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真将开口便错”。

傅斯年《东北史纲》出版后,即遭到了国内学者的很多质疑,毕竟,傅斯年不是边疆史地的专家,写作时间也过于仓促。邵循正先生说的很刻薄也很普京,对“学术抗日”的价值根本就持怀疑态度:欲证明东北之为中国领土,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武力收复”,学术研究逞口舌之快,又有什么用呢。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学衡派”的缪凤林,认为《东北史纲》的学术水平比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水平差很远,硬伤远比日本人的多,堪称“史学界之不幸”。

对于缪凤林的质疑与攻击,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罔顾大义”,是“亲者痛,仇者快”之举,但我恰恰认为,无论民族主义的旗帜如何伟光正,日寇如何穷凶极恶,一个民族在危机时刻还能保持自省与自我批判精神堪称弥足珍贵。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傅斯年先生出版《东北史纲》的认同与尊重、

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抗战”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尴尬。顾颉刚边疆研究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可能要算《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名文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是:“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析出什么民族”,“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除了不承认“多民族”之外,顾颉刚对当下最流行的,被视为终极标准的“民族自决”一说颇为怀疑,“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那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

以这个时代的眼光来看,顾先生的说法自然是很诸多问题的,甚至可以说在理论基础上就大错特错了。但置于中国正面临分崩离析风险的彼时,顾颉刚的忧虑不能说是杞人忧天,乱世之中,很多道理大概都不成了道理,日本与苏联也的确在利用中国边疆的“多民族”和“民族自决”从中操纵。

不过,费孝通先生没有“顾全大局”,还是站了出来和顾颉刚先生商榷。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阐释了它日后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只要“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如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国外强力的侵略,自然会一同起来抗战的”。

我估摸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傅斯年和顾颉刚身上展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多半是不以为然,甚至是不屑的。这么想自然也没错,在当下,民族主义在知识界早已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和靶子供认批判。不过,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更类似一剂重症下的“虎狼之药”,在傅顾两位先生身处的那个时代,亡国灭种迫在眉睫,民族主义是一个普通人乃至知识分子在愤激之下最自然的选择,顾颉刚选择了放弃上古史而就边疆研究,傅斯年匆匆写就一本备受诟病的《东北史纲》,均是此种刺激下的民族主义式的回应。

从这个视角来看,民族主义实际上起到了“以毒攻毒”的作用,在特定的被侵略的“重症”状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是不得不服下的一副猛药,你说他毒也好,你说他不毒也好,若想聚集民力国力对应亡国灭种的危机,闭着眼睛也得吞下去,毕竟,“世界主义”只有在看不见屠刀时才能从容谈论。因此,我们应当尊重或者同情顾颉刚和傅斯年们的民族主义选择。

但是,民族主义终究是权宜之计,药终究当不得饭吃。或这样说,当一个国家没有染上“外患入侵”这种重病时,民族主义就是一副慢性毒药。再说的白一点,民众总是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但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时候应当超越民族国家,以一个世界公民自居。

2014,毕竟不是1934,没有明显切实的外患风险。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边疆乃至一切相关问题时,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警醒的东西。千万别,一说起说别人的民族主义就不屑地甩出如“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大词,一说起自己,便自我特殊化。

谈论边疆不必有什么敏感词,自由的言说才能拥抱最广阔的边疆。费孝通先生说的好,“若是空洞的名词就能分化的团体,这团体本身一定有不健全的地方。一个不健全的团体,现有敌人在分化时,消极的固然可以防止敌人分化的手段发生效力,而重要的还是积极的健全自己的组织”。

费孝通还有一句很棒的话,“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事实是什么?就是以《禹贡》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去深入认识我们的边疆和赖以生存的民族,去了解边疆的文化,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去了解我们不敢不想了解的东西。

事实就是远离一切想象和虚妄,警醒一切唯我独尊和似是而非的自古以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继续谈论边疆的理由。

(责任编辑:王晶)

阅读(0) 评论 9

精华评论

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