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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反派”梁士诒的毁誉人生

叶克飞 2013年11月24日 11:48

年少时读书,梁士诒总是大反派形象。袁世凯称帝,他是帝制祸首,遭通缉,后来又“亲日卖国”,借日本人的钱修铁路,出卖国权。仅这两个罪名,便足以让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从翻身。

后来再读书,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才知梁士诒并不简单。这位“梁财神”是晚清民初少有的理财能人,他创办交通银行,首创交通系,在金融方面极有建树。他也有“二总统”之称,曾以总统府秘书长之职,掌管实权,是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至于前面所提的两大罪名,以史料观之,也有可商榷之处。

其实,能在那个纷乱时代里留名的人物,有几个是酒囊饭袋?当这些被阶级史观遮蔽的故人,一个个亮出真容时,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时代的跌宕。

(梁士诒生祠,图片源自网络)

自驾车去佛山三水梁士诒故居的那天,我一边开车,一边感叹世事无常。梁士诒有才,也曾呼风唤雨,但他这一辈子,就像曾被长期歪曲的身后事一样,有点“倒霉”。

他人生第一次倒霉,是在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之时。戊戌变法后,慈禧因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也恨上了广东人。偏偏梁士诒不但是广东人,还与梁启超同姓“梁”,名字中的“诒”字又与原名“祖诒”的康有为一样。加上有人因与主考官张之洞不睦,向慈禧进谗言。结果这位原本的一等第一名成了“梁头康尾”,变作慈禧眼中的康梁同党,不予录取。后来,他又在政坛上几起几落,甚至一度逃亡。

他的故居在佛山三水白坭镇岗头村,建于1913年,原是其“勋爵府”,十分豪华。

小村是典型的南粤村落,极为古朴,目前仍保存大量民国建筑。1869年,梁士诒就出生在这里。他二十岁中举,1894年在殿试中得二甲第十五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循“正途”步入官场。在旧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可以光宗耀祖的康庄大道。直至1903年,他参加新设的经济特科,才发现自己受了康梁二人“牵连”,这条路似乎不太好走了。

但所幸的是,他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被聘为北洋编书局总办。他亦极有能力,并扶摇直上。1906年,因其对经济和洋务的了解,得授五品京堂候补,在外务部丞参上行走。1907年任京汉、沪宁等五铁路督办,经营有方,使得铁路盈利剧增,赢得“五路财神”的美誉。后任交通银行帮理,主持创办交通银行,并兼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任袁世凯内阁的邮传大臣。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并被授予“勋二位”之爵衔。正是在此期间,他的“二总统”之名不胫而走,风光一时无两。

也就是带着这个“勋二位”的爵衔,他于1913年3月携妻妾子女返回佛山三水,为父亲祝寿。据载,那一年是梁士诒父亲梁知鉴的七十寿辰。曾有人回忆,当时的喜宴极为铺张,梁士诒一行达数百人,包括仆人丫鬟等。为办此宴,还设了个总务科,出入证也分红黄青白等几种,级别不一,均为缎制。

那时,这栋勋爵府亦刚刚落成。《白坭镇概况》中有关于此宅的描述,指这座勋爵府“集园林、祠堂和书舍于一身,正中为传统的岭南两进院落,前后殿均用硬山顶风火墙,在檐柱与山门墙之间有两组镂金横梁木雕,皆为高浮雕古装人物故事,瓦脊灰雕花鸟、山水或动物。前殿门前有石狮一对,威武传神。祠堂西面是园林式庭院,院前有小桥流水与天井相通,天井小池有石山,十分幽雅别致。东面为两层的小姐阁和‘海天书屋’,屋内陈设以及金木雕屏风和五彩玻璃窗门都十分精美。”

我还查到一段资料,也是对梁士诒勋爵府的记载,而且应为梁父寿宴时的景况,指其豪华无比,“内堂有神台,上挂高约二丈的八幅寿屏,厅内有20多张八仙桌,陈设多样玉器、金器(有金碟、金柚、金桃、金橘、金筷等)、康熙年制蓝花瓶、毛皮寿幢和麝肘喜帐。堂上高挂袁世凯、徐世昌和陈炯明所赠的大寿帐。还有一座外国人赠送的进口自鸣钟和留声机。家具有红木罗汉床、太师椅、贵妃床和紫檀木沙发床,还有用越南鸡鹅草木做成的大圆桌等。”

这些资料中所说的一切,如今都已无从得见。我到访前曾有顾虑,因为按照记载,这个市级保护单位因常年失修,十分破旧,而且因为无人居住,又缺人管理,只能大门紧锁,权作保护。所以,我已做好了吃闭门羹并绕墙一周的打算。

但眼前景况却让我有些意外之喜,只见院门大开,青砖墙虽斑驳,但院内并无传说中的杂草丛生等景象。我走进去后,亦无人阻拦,倒是有乡民跟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来参观。原来,紧闭大门的方式并不足以保护这处故居,所以村委会也学习大城市中名人故居的经验,以用代养,由村委会在此办公。因宅院占地极大,村委会仅占了一个小院,正中的大厅则变成了一个小礼堂。若我早来一两年,恐怕就无此运气能入内参观了。

院内有两只石狮子,还有假山、砖雕等,可惜摆放假山的水池已不再是传说中的活水池,水面布满青苔。最值得一提的是大门的门槛,高近半米。在旧时,门槛越高,便意味着主人身份越高。

有趣的是,我曾在资料中查到,院内还有一棵南洋杉,据说为梁士诒亲手栽种。资料中还说,文革时,梁士诒受批判,此树开始枯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士诒的历史地位又获肯定,这棵树便枯木逢春。可我眼前的境况却非如此,树倒是仍在,相当高大,但有残缺,断裂近半,几段横截面散乱地跌在院中。乡民说此树先被白蚁侵蛀,又曾遭雷劈,地上那些横截面便是被劈下来的部分。

想来,那些传说啊天意啊,终是后人穿凿附会吧。历史人物的功过与点滴,自有自己的呈现和流传方式。

梁士诒于1949年后被批判,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反面人物,是因为“帮助袁世凯恢复帝制”和“亲日卖国”两大罪名。按照传记《梁士诒》作者李吉奎的说法,前者为真,后者则是被诬陷。

也就是在这座勋爵府建成、梁父七十岁寿辰过后,返京的“二总统”梁士诒被卷入了袁世凯称帝一事中,在袁世凯死后更是成了帝制祸首之一。不过,对于这位曾提携自己的老上司谋划称帝之举,梁士诒起先并不赞同。但袁世凯何许人也,据说,他操纵国会所发动的“五路大惨案”,便是借打击赵庆华等交通系成员来警告身为交通系首领的梁士诒。而梁士诒在官场混迹多年,最讲究进退之道,为图自保,便参与其中。

袁世凯死后,他以洪宪祸首之名遭通缉。但少了这位财神,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不佳,让他重新出山的呼声颇高。1921年底,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国务总理,此举亦得到奉系的首肯。

这是他仕途的顶峰,但同时也导致了他人生中第二大罪名的出现。

当时,直系并不同意梁士诒组阁。尤其是直系主心骨吴佩孚,更是对梁士诒极其反感。而且,北洋政府的形势极其复杂,内阁一直如走马灯般更换,梁士诒已经预见到了困难。在上任后,他曾致信与他同为广东人、且是本家兼好友的梁启超,表示“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

但形势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一上任,吴佩孚就以胶济铁路一事大作文章,指他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在胶济铁路问题上让步,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这是卖国之举。吴佩孚为此连发通电,以他“吴秀才”的功底,电文都是亲自执笔,文章做得慷慨激昂、行云流水,比如1922年1月12日的电文,开头就是“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其后还有“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如“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之类的句子,实在是等同于指着人家鼻子问候祖宗十八代,堂堂国务总理被这样骂法,还真颇为可怜。

不过翰林出身的梁士诒,确实修养极佳。面对各种辱骂他的檄文、通电,他并未大发雷霆,也不予回复,还称吴佩孚是“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但吴大帅仍未放过他,还讥讽他“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吊诡的是,梁士诒到底有没有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并借款,目前来看仍没有确切答案,成了历史的谜。按李吉奎的说法,梁士诒当时提出的是“借款赎路自办”,但政敌却加了个字,变成了“借日款赎路自办”,然后借反日风潮之机,煽动人们的爱国情绪,以打击梁士诒。

这个说法是不是事实?亦没有定论,不过按如今史学界说法,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的一个。不过,不管冤还是不冤,梁士诒都因此事而黯然下台,托病南下。不过,他的目的地不是家乡,而是客居多年的香港。

佛山三水的这处勋爵府,他其实甚少居住。不过,村中老人们提起“大官梁士诒”,还是会点头称道,十分淳朴。也正因此,尽管抗战时曾被日军征用为马厩,又曾经历过文革等政治运动,这处故宅仍大致保存。据说,在那个疯狂年代里,“天高皇帝远”的白坭镇岗头村村民们并没有批判过这个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大官”,更没有做出拆房扒坟之类的恶事。

不过,在那个风雨年代里,能够不予摧毁,已属难得,妥善保护自是无法指望。而且,这些年来为迁就村中建设,这栋宅院亦“牺牲”不小。比如有村民告诉我,故居大门前原有一个私家公园,现在已被辟为道路,还建了民居。他还指着一棵大榕树,告诉我那是当年公园内的树。另外,院内的骑楼等处,都有被侵蚀的痕迹。家具更是稀稀落落,据说不少早已流落海外和民间,还有大量于文革时丢失,其中不少可算是珍贵文物,白坭镇政府也取走了几十件进行保护,目前能看到的,只有一张睡榻,还有茶几圆凳等。至于颇有名气的“海天书屋”,即梁士诒的书房,也已不见踪迹。唯一可见旧日奢华的,是大厅门廊左右横档上的木雕,极是精致。此外,主楼的二楼走廊和大厅都用了带花纹的瓷砖,如今看来自是不奇怪,但旧时必须通过进口才可得到。窗户所用的蓝色玻璃亦是进口琉璃,那年头绝对是让乡民们大开眼界的新鲜玩意儿。

梁士诒带给乡亲的并非只有这些新奇玩意儿,也并非只有衣锦还乡的炫富。早在1894年和1901年,他就曾两度回乡讲学。他倡导学生“学归实用”,除经史之外,还要学习地理和政治等课程,此外还自掏腰包,为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金。1910年,他又返乡捐建了岗头职业学校。此外,他还曾主张“创立农事试验场,遵依总理民生主义,以实验指导农民,以水利灌溉瘠田,以肥料分化品物,以良种分赠佃户,以旱地改种水稻,以更新改换旧植……”以促进家乡农业生产。

回馈家乡的人很多,但在那个年代里,提倡“学归实用”的有远见者却不多。大多数人恐怕还是捐点钱,办个学堂,继续让孩子们读经史子集,日后参加科举,谋个出身。梁士诒却不一样,这位循科举考试正途,成为翰林(可算是旧时的最高学历)的士子,并不只靠四书五经立身,而是更希望实业救国。他身上也有着广东人特有的实干,实在而不空谈,也正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少见的经济干才。

晚清时,中国铁路多借款兴办,受外国银行掣肘。1907年,梁士诒奏请创办交通银行并承担筹办实务,这个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商业银行就此设立。它不仅仅有助于铁路建设,也解决了不少财政问题。“梁财神”之名号,便于那时不胫而走。如今说起“交通系”,有人误以为那是什么“反动组织”,其实不然。当年梁士诒创建交通系,其中不乏经济干才,如铁路、银行、煤矿、轮船等新玩意儿新产业,都在这群人的手中玩转。

梁士诒的实干与实在,也体现在生活中。如他的女儿出国求学时,他告诫道:“命汝等往外肄业,欲汝广见闻,习家政女红及烹饪,归以补吾国之不足,勿只学得几句外国语言,归以骄人也。慎之慎之”,可见那“学归所用”的思维,也贯穿于其家教。

《三水文史》还记载,这位财神爷对吃穿都不讲究。他还认为“丈夫四海为家,国事方殷,谋生无定所”,所以并不置业,走到哪里都是租房或借住,唯一物业便是家乡这处勋爵府,还是他父亲负责操办的。而且梁士诒一生起起落落,又曾多次执掌财政大权或各种“肥缺”,如铁路与银行,挑他毛病者大有人在,可谁也没能查出他有什么经济问题。

香港学者苏文擢曾编纂《梁谭玉樱居士所藏书翰图照影存》,其中整理了梁士诒晚年时常伴左右的小妾谭玉樱提供的各种资料。当中亦提到梁士诒生活简单,决不奢靡,积蓄也不多,所以涉及家中财务分配时,梁总是极为细致,生怕浪费。书中还写到,梁士诒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子女也争气。如长子梁定蓟海外留学归来,投身父亲所创的交通银行,银行高层许以月薪百元,梁氏父子均表示拒绝,表示只愿接受月薪二十元的练习生职位。

走出梁士诒的勋爵府,开车走上一段路,再步行上山,便到了其墓地所在处。1933年4月9日,梁士诒病逝于上海,时年64岁,家人将其灵柩运回故乡安葬。坟墓位于半山,为圆形,被参天大树环绕,前面有碑亭,还有一个石牌坊。牌坊正面题有“梁氏佳城”,背面则题有“将相联辉”,执笔者都是民国时代的大人物。前者是梁士诒的得意门生、广东番禺人叶恭绰,此人曾任交通总长、财政部长,也是交通系干将,亦是当时最知名的书画大家之一,后者则是曾任国务总理的皖系巨头段祺瑞。文革时代,举国挖坟破四旧,无数历史名人被掘墓后曝尸荒野,梁士诒这个被定性为“帝制祸首”和“亲日卖国”的反面人物,坟墓竟未遭破坏,亦可见民风之淳厚。

据说,梁士诒临终前曾对家人说:“余一生所负毁誉,不可胜计,向不置辩。自信世界上必有深知我者。”吴组缃亦曾说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此评价委实不虚。这位难得的经济干才,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几起几落,犯过大错,也吃过大亏,身后又因时代需要而被“定性”,但在铁路、银行等领域的成就,终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杀的。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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