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中山大学文学硕士,目前任职于媒体。出版有《破译红楼时间密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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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伪造了“曹雪芹”和“脂砚斋”(下)

—— 《春柳堂诗稿》等涉“曹雪芹”资料伪造出笼的诡异经过

陈林 2013年11月28日 15:44

上篇专栏文章论述,伪造贩卖系列“脂砚斋评本”和“曹雪芹”生平资料的犯罪嫌疑人锁定了陶洙,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用明白无误的事实和无可置疑的证据”验证我的坚定判断。我将在后面的专栏文章中详列证据,明示陶洙的犯罪事实。在今天的专栏文章中,我先列举陶洙及其亲友鼓吹“曹雪芹”生平资料的事实。

对于刚刚接触本专栏、尚未熟悉相关论证的读者,我要首先强调,现存120回《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頫(1706年6月8日~1775年?),“曹雪芹”是曹頫虚拟的小说人物,并不曾实际存在过,一切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出自后人伪造。由于“脂砚斋评本”之一的“甲戌本”首先透露“曹雪芹”的字或者号为“芹溪”,而后出的多种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进一步予以“证实”,因此“脂本”伪造者跟“曹雪芹”伪造者关系密切。

(李少红版《红楼梦》剧照。)

有关“曹雪芹”生平的资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突然大量出现的,其中就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份资料《春柳堂诗稿》。这份被指为张宜泉所作诗稿的光绪刊本,其中四首诗与“曹雪芹”有关,并且有诗注称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

张宜泉《春柳堂诗稿》影印本的一页。

这部《春柳堂诗稿》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著名“国学大师”王利器在其1986年10月出版的《耐雪堂集》中有一大段活灵活现的叙述,不但叙述了《春柳堂诗稿》的购藏经过,还谈到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以及王本人据此做出的巨大贡献。这一段文字比较长,但确有必要全文引用,以使大家深切感受历史的诡异。王利器在《楼外寻梦记(代序)》一文中写道:

我从事中国通俗小说研究,是解放以后才开始的。一九五二年,在文化艺术局郑振铎先生倡议下,成立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我参加了《杜甫集》和《水浒传》的整理工作,才开始读《水浒传》和《红楼梦》。在此以前,我对于这类书是掉以轻心的。因此,对于曹雪芹,我犯下了无可饶恕的罪过。日寇投降,北大复员,我应聘来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那时,北平书业萧条,书林朋友,天天送货上门,希望选购。有一天,有个书友送来一帧水墨画单条,画的是立石一条,秋菊二株,落款是“梦阮”二字,图书是篆文朱书“梦阮”二字,无上款。尔时,以不知“梦阮”为何许人,而画又不够精品,我没有要。书友对我说:“你留下吧,随便给几个子都行。”结果我还是没有留下。北平解放后,四川大学同学石晓晖女士告诉我:准备把家藏杨雪桥先生编纂《雪桥诗话》备用的,也即《八旗艺文编目》所著录的那一批书出让,希望我留下。因为她不愿意让给陌生人,又知道当时我刚拿到整理《水浒全传》的一大笔稿费,所以她来同我商量。当时,我认为这批书有两大特点:一,旗人集子最多;二,手稿也不少。我立即答应了。同时,我把此事告诉了郑振铎先生,他为之惊异不已,并向我说:“这批书,你要让步,由公家来买。”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才对你说嘛。”于是,我把石晓晖女士介绍给文化艺术局,就由文化艺术局全部买下,交与北京图书馆收藏了。我在杨家查点这批书时,发现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不少,如《春柳堂诗稿》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是从未为人所知道的。其《题芹溪居士》原注写道:“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当我读到这两行字时,为之大惊失色,原来“梦阮”就是曹雪芹的字呀,罪过!罪过!他留下来的唯一的真迹,竟在我手中放过了!我于是立即到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去寻问,都说记不起了。我告诉他们:“这幅画是曹雪芹画的,千万留心,不要让它毁了。”同时,我就根据《春柳堂诗稿》所载的诗篇及原注,写了《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日《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随后,我同张政烺先生谈及此事,哪里谙这幅画也送到他那里去过,他说:“你看,我也没有要。”我说:“这样,那我们两个都对曹雪芹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了。”我也把此事向吴恩裕先生谈过,因为吴先生对于访求文物很热心,又对旗下旧书稔熟,希望他根据这一线索,把这幅曹雪芹真迹找到。可惜这一愿望还没有实现,而吴先生已经长逝了。

(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95~296页。)

王利器这篇奇文之所以写得如此活灵活现,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文中提及的几个当事人早已作古,所以王利器下笔颇有“历史由我来写”的气定神闲。我要敦请大家牢记王利器提到的几个人,特别要注意那个未提及姓名的卖“曹雪芹真迹”的家伙。“曹雪芹真迹”的落款“梦阮”完全同于《春柳堂诗稿》诗注提及的“曹雪芹”的字,可见这个卖画的家伙跟《春柳堂诗稿》诗注的伪造者关系密切。这个话题暂且按下不表,大家先来看看,《春柳堂诗稿》的购藏经过真是王利器叙述的这样吗?王利器公然撒谎,胆子也忒大了。

吴恩裕在1958年1月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曹雪芹八种》一书中,对《春柳堂诗稿》的购藏经过有完全不同于王利器说法的叙述。吴恩裕在《〈懋斋诗钞〉稿本考》一文中写道:

一九五四年盛暑之际,在参加了北京市的普选工作之后,我全力奔走搜索有关曹雪芹的资料,竟然在写《八旗艺文编目》的恩华氏(已故)家里发现大批乾、嘉之际的满洲人著作,其中还有许多手稿。《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等等都在内。全部书籍二千八百余册,都由郑振铎先生嘱王君和我,洽售与文化部,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了。

(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八种》。第47~48页。)

多么奇怪,《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等有关“曹雪芹”的资料首先是由吴恩裕发现的,并且不是在杨雪桥家中发现,而是在恩华家中发现的。吴恩裕文中的“王君”就是王利器,很显然,王利器在吴恩裕的文中并非做出重大发现的主角。1958年1月,郑振铎、吴恩裕和王利器都健在,吴恩裕还不至于在公开的出版物上公然撒谎。可是,王利器的叙述为何跟吴恩裕如此不同?

诡异的是,就在同一部著作中,首先发现《春柳堂诗稿》的吴恩裕竟然是通过王利器才得知有关“曹雪芹”的四首诗。吴恩裕在《考稗小记》中写道:

一九五五年四月王君见告张宜泉有关曹雪芹诗四首。据恩华《八旗艺文编目》云:“宜泉,原名兴义,镶黄旗汉军,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嘉庆己卯举人。”此一记载,盖有舛误。按余后由王君手借读《春柳堂诗稿》,细审全书,知作者为张宜泉,不必名兴廉,终身无功名,晚年以教馆课徒为生。有关曹诗散见于《诗稿》。

(同上,第96页。)

同样诡异的是,吴恩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的《曹雪芹丛考》一书之《自序》中虽然大谈自己访求有关“曹雪芹”的资料,但却完全不提《春柳堂诗稿》。在这篇1979年7月28日写就的《自序》中,吴恩裕写道:

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我也不断访求有关曹雪芹的著作和曹雪芹自己的佚著和遗物。二十多年来,我发现了《懋斋诗钞》手稿、永忠的《延芬诗集》稿本、《鹪鹩庵笔麈》手稿、《四松堂诗钞》手稿,介绍了明义的《绿烟琐窗集》诗选,介绍了《南鹞北鸢考工志》、考证了曹雪芹所用的两只书箱及其写在书箱上的亲笔字和他续妻的悼亡诗手迹等等。听说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怎么这些东西都让某某人发现了呢?”这有什么奇怪?我口勤,不断地问。手勤,不断地翻阅和抄录。腿勤,我不是总坐在书斋里,而是各处访问口碑和遗迹。

(吴恩裕:《曹雪芹丛考》。第2~3页。)

更为诡异的是,就在《曹雪芹丛考》这部著作《敦敏的〈懋斋诗钞〉稿本考》一文中,吴恩裕修订了1958年版的《〈懋斋诗钞〉稿本考》一文的说法,将《春柳堂诗稿》的首先发现权完全归于自己,彻底撇清了其与王利器的关系:

一九五四年盛暑之际,在参加了北京市的普选工作之后,我全力奔走访求有关曹雪芹的资料,竟然在写《八旗艺文编目》的恩华氏(已故)家里发现大批乾、嘉之际的满洲人著作,其中还有许多手稿。《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等等都在里面。全部书籍二千八百余册,都由郑振铎先生嘱我代洽售与文化部,现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同上,第190页。)

1980年2月,吴恩裕和王利器都还健在呢,吴恩裕胆敢撇清王利器对《春柳堂诗稿》的“发现权”,难道无所顾忌吗?仔细推敲,吴恩裕看起来是非常不甘心让王利器获得对《春柳堂诗稿》的“发现权”,几经内心挣扎,终于要道破历史真相。事实的确如此,吴恩裕在当代“红学史”上长期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他的纠结反复有着难言的苦衷。回顾历史,大家可以看到吴恩裕的尴尬处境。

1954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黄肃秋”、题为《反对对古典文学珍贵资料垄断居奇的恶劣作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黄肃秋攻击俞平伯和吴恩裕“垄断”“红学”珍贵资料,其中提到吴恩裕“在一家‘旗人’后裔的家里,发现了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资料”,以及根据这些资料写成的几篇论文。大家看看,这当然是吴恩裕先于王利器发现《春柳堂诗稿》等涉曹史料的重要证据。

黄肃秋何许人也?为了弄清楚吴恩裕和王利器二人的历史角色,大家有必要首先对黄肃秋其人其文做一番了解。

黄肃秋(1911年4月9日~1989年7月1日),名毓霖,字肃秋,曾用笔名林莽、皇甫春、张左、苏囚。1930年至193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期间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1946年赴台湾,参与创建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国文系。1949年5月返回大陆,赴解放区,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结业后调中共文化部艺术局编审处工作。195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黄任职古典文学编辑部(第二编辑室),后调第五编辑室(古籍刊行社)。1966年至1972年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后退休回京。1979年任教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曾校注《西游记》和《醒世姻缘传》等,著有诗歌散文集多部。育有二女(黄山、黄坤)一子(黄钺,现定居荷兰)。

黄肃秋之为人,其子黄钺评价甚高。但是,其老同事聂绀弩和萧乾等人对他的评价就很糟糕。简而言之,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部主任的聂绀弩很不喜欢黄肃秋,究其原因,似乎是黄肃秋在工作时好闲谈乱走动,飞短流长,有一个时期还老是向聂绀弩借钱,以致后来聂绀弩很不愿意见到和理睬他。

萧乾和文洁若老两口本是黄肃秋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难友,但在萧乾心目中,外号“圣人”的黄肃秋就是个长袖善舞、逢迎巴结、没有怜悯心、子女没教养的十足小人。

1958年11月,钱钟书下放在河北省昌黎县农村劳动改造,曹道衡、胡念贻、黄肃秋和周汝昌等人先后分别在《文学研究》和《光明日报》上发文猛批钱的《宋诗选注》,黄的文章是《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传记作家李洪岩评价说,“这些文章,比他(指钱钟书)捣的粪还要臭,比他吃的发霉白薯粉加玉米面窝头更噎人”。

我在检索有关黄肃秋的史料过程中,震惊地发现黄肃秋和王利器曾是“并肩战斗”的亲密同事和“战友”。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3月,隶属文化部,首任社长是冯雪峰。这个“皇家出版社”是由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授意成立的,最初的人员全部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属下的编审处,黄肃秋即在其中。

黄最初分在第二编室(即古典文学编辑部),与文怀沙是同事。后来,顾学颉、汪静之、张友鸾、舒芜、王利器、陈迩冬、周汝昌、严敦易、赵其文、王庆菽、麦朝枢等人陆续加入。再后来,第二编室分出去一部分人,与新来的钱南扬、童第德、冯都良等人成立了第五编室(文学古籍刊行社),黄肃秋也在其中。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对古典文学出版工作抓得很直接,很多出版物都是经胡亲自审核的。

请大家注意,黄肃秋和王利器是同事!那么,黄肃秋于1954年10月攻击俞平伯和吴恩裕垄断珍贵资料时,王利器知道不知道呢?很显然,王利器没有任何理由不知道。也就是说,王利器知道吴恩裕已经从恩华家得到了关于“曹雪芹”的多种史料并且“垄断”不肯示人。

既然如此,王利器怎么可以口口声声白纸黑字说是他自己首先发现了《春柳堂诗稿》等史料呢?这说明什么问题?要深入了解这一点,还是得从黄肃秋说起。

黄肃秋攻击俞平伯“向北京大学图书馆提出,不应该把红楼梦的脂砚斋评本(按即‘庚辰本’)借给别人看”,事实真相如何呢?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其中就下结论说,指责俞平伯“垄断古籍”的说法“并无根据”。果真如此吗?

从黄肃秋的文章来看,黄是抓到了切实的把柄的,即俞平伯写了信给北大文学研究所。俞平伯是否要“垄断”北大珍藏的“庚辰本”呢?从黄的文章和俞平伯的反应来分析,俞平伯的动机本非如此。

“九三学社”的一份资料写到了社员俞平伯对黄文的反应,即“对某些不符事实的批评,如黄肃秋批评他垄断孤本,他非常不满”。因此我认为,俞只是担心“国家出版机关的青年干部”(即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肃秋、王利器和周汝昌等人)对“庚辰本”“不够爱护而造成污损”。但是俞平伯的这番心意却被黄肃秋歪曲放大了。

陆定一为什么要出面下定论呢?我认为,这不是因为黄肃秋的说法“毫无根据”,而是陆定一根据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势做出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阶段性结论。

俞平伯是当时被当局用来攻击胡适(即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把利剑,然而俞平伯被批判后,产生了很大的抵触情绪。如果俞平伯再不肯开口,大批判就没法顺利进行下去。鉴于这种尴尬,九三学社总分社“在党委领导下,研究了情况,认为对他的帮助不能采取简单急躁的方式,于是规划了一系列的步骤”。

九三学社首先分析了俞平伯抵触情绪形成的几个原因,黄肃秋的文章就是其中之一。随后,“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决定以沙滩支社为主,采取热情关怀、朋友谈心的方式和他保持经常的联系”,“热情关心他的生活、健康、睡眠等”,“在空气和谐的漫谈中很自然地”让俞平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危害,俞平伯终于写出了书面检讨,发表在1955年第3号的《文艺报》上。

从历史事实来看,陆定一的结论对俞平伯的心态起了进一步的积极作用。1955年7月,俞平伯从浙江农村考察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就老老实实地初步总结了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认识。9月,俞平伯又在一次大会上表态说,“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九三学社总结说,此时俞平伯“已经没有灰心失望的情绪了,比较积极地要求学习马列主义,要求思想改造”,“工作也比从前主动、认真和积极了”。

诡异的是,尽管陆定一做了结论,发文攻击俞平伯的黄肃秋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惩处。按陆定一的结论,黄肃秋的攻击文章当然是赤裸裸的污蔑和诽谤,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黄肃秋好像没有任何问题,在当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判中,黄肃秋又披挂上阵,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55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篇幅专栏《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就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五编辑室赵其文、王利器、黄肃秋等九人来信”:

我们读了《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以后,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和仇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基本骨干,有的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分子,有的是反动军官,有的是托洛茨基分子,有的是革命叛徒和自首变节分子,二十年来,不知欠下了人民多少血债。解放以后,他们潜伏在人民内部,大肆活动,企图颠覆我们的革命政权和事业,这是我们所不能容许的。我们要求人民政府彻底清查这一群反革命分子的一切罪行,依法给予惩处,不让有一个漏网。

请大家注意,这杀气腾腾的九人来信,“攻击手”中就有王利器,而且排名在黄肃秋之前。可以说,王利器和黄肃秋,当时都是被组织上充分信任的角色,是可以被使唤着利索砍人的刀具。正因为如此,黄肃秋才不会因为“污蔑诽谤”俞平伯而承担任何严重的后果。

了解了王利器的历史角色,大家再来看吴恩裕,老吴就很不一样了。可以说,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海归”的吴恩裕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被当局信任的人,他的政治学和法学专业当时已经被边缘化了,吴恩裕只能转行赶潮流去搞热门的“红学”。糟糕的是,吴恩裕一边批胡适,一边又肯定胡适所推崇的“考据”,当场被何其芳抓住了要害。

更糟糕的是,从九三学社的资料来看,吴恩裕在1954年的大批判中得不偿失,竟然被暗中定性为了“坏分子”。九三学社的资料写道:

当时还有坏分子吴某去拉(俞平伯)后腿,一方面写文章批评他,一方面又向他表示不得已而为之,很为他抱不平,企图激起他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挑拨他和别的批评者的关系。

明白了这一点,大家就可以知道,黄肃秋攻击吴恩裕垄断珍贵资料,完全是有备而来的,很可能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授意。事实上,胡念贻随后也在《人民文学》上发文攻击吴恩裕“继承了胡适派的烦琐的牵强附会的主观主义传统”。这种腔调不是可以容许对手反驳的学理辨析,而是要直接取对方性命的定罪。

吴恩裕连遭重炮轰击,整个儿就蔫下去了,再不敢乱说乱动,对比王利器,攻守之势异也。吴恩裕只能以沉默换取息事宁人,甚至将《春柳堂诗稿》的“发现权”满腹委屈地“让渡”给了王利器。

请大家注意,《延芬室集》、《春柳堂诗稿》、《懋斋诗钞》、《四松堂诗钞》手稿、《绿烟琐窗集》等一大堆关于“曹雪芹”的资料,都是吴恩裕在1954年以来首先“发现”的。大家还是要问,吴恩裕凭什么就能发现这些宝贝呢?除了吴恩裕自述的“口勤、手勤和腿勤”,真没有别的重要原因了吗?

本专栏前文指出,吴恩裕能够首先论证“脂砚斋评本”之一的“己卯本”是“怡亲王弘晓家的抄本”,是因为得到了陶洙的刻意提示——陶洙声称他曾收藏的“己卯本”中有些字缺笔划,吴恩裕于是就发现了“晓”、“弦”、“祥”等字缺笔避怡亲王弘晓之名讳。吴恩裕能首先发现一大堆关于“曹雪芹”的资料,难道就没有得到陶洙的提示吗?

陶洙对吴恩裕的提示可多呢。吴恩裕《考稗小记》第一篇谈及“曹雪芹画象”及“曹雪芹”本人在这幅画象上的“自题”,陶洙就告诉吴恩裕说:“此象已由藏主(按即上海李祖涵)运往香港;广东某氏则谓:‘雪芹象当仍在收藏者之手,惟不肯示人耳。’”(《有关曹雪芹八种》。第87页。)有了陶洙的提示,吴恩裕于1955年和1956年两次托张国淦致信李祖涵,索录“曹雪芹题诗”,“李曾覆允,惟终未见寄”。

陶洙何以对“曹雪芹画象”知之甚详?周汝昌《北斗京华》一书中《陶心如》一文有生动记述。初次见面,陶洙就对周汝昌大谈“雪芹小像”,说得活灵活现扣人心弦,并且用铅笔“立时画出一幅草图”。周汝昌将这段秘闻奇事记入了《红楼梦新证》,朱南铣、周绍良等人先后赴上海找寻李祖涵求见此画。“大约六十年代初,此画的小照片已然传到北京,见者以为珍秘,采作了封面、插图的就有好几本书。无人怀疑。”(《北斗京华》,第265页。)

吴恩裕的《考稗小记》还记录了一则奇闻,陶洙的亲戚陶北溟曾见“曹雪芹”所绘山水人物扇,有“曹雪芹”自题七绝诗一首,署名“芹圃”;陶北溟还曾答应吴恩裕,将为他“踪迹求之”。(《有关曹雪芹八种》。第112页。)

《考稗小记》又记:“于省吾谓陶北溟言,曾见《海客琴操图》有雪芹题字。”(同上,第115页。)

《考稗小记》又记:“已故陶北溟先生曾见告,曹雪芹家败后曾寄居哈德门外之卧佛寺。”(同上,第120页。)

我看到这些资料,心生定见——陶洙百分之百就是伪造贩卖系列“脂本”和“曹雪芹”资料的罪魁祸首,现在只差找出确凿的证据来验证我的判断。就在我苦心孤诣搜求资料之时,南京另一位穷追陶洙作伪的匿名学者“孤鸿道人”在网络论坛“艺苑论坛”上发布猛料《自编自导自演的春柳堂》,验证了我的判断——虽暂不足以为据,但的确十分好看,我现根据“孤鸿道人”的原文做一番梳理,概述如下:

在2009年2月10日的帖子中,孤鸿道人披露对《春柳堂诗稿》钤盖题注的两个主角——师哥“甄作贾”,“那个时侯正当年,参与很多红学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师弟“贾作甄”,“上世纪50年代,琉璃厂子虚斋学徒。师从著名赝品大师章若虚。”

师弟贾作甄向揭秘的“主持人”介绍了钤盖题注的情况,指出“雕版上面的‘字’和‘栏线’,是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从正面看,‘字’要高出‘栏线’不少。如果是正常的雕版印刷,‘字’和‘栏线’是不会碰到一起的,即使有极个别的交叉,也只能是一个笔画,而绝不可能在‘其’字的上一横和下一横之间,还能刷出‘栏线’来。同样的,右边的那个‘补子’中的第一个字‘姓’字,居然有三横都和栏线碰上,这要是真的雕版,那是刷不出来‘栏线’的。一定是‘先印好了栏线,后来加的字’。这要是被人看见,马上就会发现是‘后补’的”。

《春柳堂诗稿》上的两条题注,是师哥甄作贾做了两个木板“补子”钤盖上去的,师弟贾作甄介绍说,“师哥是个左撇子,他‘钤盖’的时候,使用左手,稍微一用力,就偏向右侧”,因此“姓”的三横和“其”的两横就分别站到了原刻本右边的栏线上。

在2009年2月26日的帖子中,验证我先前理论推断的情况出现了——“孤鸿道人”披露陶洙主持了这次钤盖造假的丑恶勾当。

孤鸿道人写到,“主持人”向贾作甄请教时,贾大师的二师哥“章不实”也在场,“他证实大师哥确实是个‘左撇子’,而当年正是二师哥章不实在给大师哥打下手”。

孤鸿道人的这个帖子写到了造假的更多细节,综合其后续的文字来看,这几位师兄弟第一次造假搞砸了,这个搞砸了的刻本《春柳堂诗稿》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第二次造假也出了问题,这个出了问题的本子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通常所见的影印本就是根据这个本子影印的。

孤鸿道人写道:

他们在做这个之前,已经弄了一个,因为出了纰漏,被陶家六爷臭骂了一顿。所以,这次是用宣纸剪出一个“空位”,二师哥手扶着,大师哥亲自“钤盖”,结果左撇子还是向右偏了一点点,把“其”字的一小段腿脚盖到用来遮盖的“宣纸”上了。陶老先生还是不满意,可是,他已经再没有别的本子,也没有时间作假了。

我个人完全不怀疑孤鸿道人所述情况的真实性,这不仅仅因为孤鸿道人披露陶洙主持造假完全验证了我的理论推断,而且因为孤鸿道人描述的情况有生动的细节。

在2009月3月21日的帖子中,孤鸿道人进一步披露了陶洙伙同吴恩裕共同欺骗王利器的情况,细节同样是丰富而生动的。

孤鸿道人写到,上图藏本“印成时间在1955年3月的某一天”,“印完了以后,技术总负责人陶总监以为这么简单的事,不会有问题。但越是简单,就越容易发生问题”。

“总监发现‘上图本’做得太差了,根本没可能瞒过王利器,就舍而不用。重新做。于是动员吴恩裕把半年前已经到了吴手的‘恩华本’献出来。”

在2009年3月19日的帖子中,孤鸿道人写到了陶洙动员吴恩裕的情况:

上图本子做坏了(太差了,即使是按当时的水平和要求也交不了差),不得已才又拿恩华藏本(注意:这个本子1954年的时候,已经到了吴恩裕的手中)加盖“补丁”,去“目录”而加“自序”。吴恩裕肯为大局牺牲自己的小利(活活地让出了《春柳堂诗稿》的“发现”权,对毕生以追求曹氏遗物和涉曹文物的他来说,不啻于收藏家出让镇宅之宝),也算得上识时务。

孤鸿道人披露,这第二次造假“请来大师兄掌印‘钤盖’”,“弄完了以后,急急忙忙拿给王利器,可是,好多地方没协调好,结果越描越黑”。“时间紧、任务急,很多细节都来不及精雕。还别说这些大错,就是一个明显的‘霑’(刻成了上雨下沽),都没有时间改”。

总的来看,孤鸿道人目前的揭秘仅是冰山一角。孤鸿道人3月26日发贴称,他所主张的“可持续打假”,“得到了若干主流新闻媒体的青睐,现正洽商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人开展‘红学学术’辩论”。看来,关于陶洙对《春柳堂诗稿》作伪的更多细节将会浮出水面,“主流红学界”闻风丧胆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

好奇的读者一定会问,当年参与造假的那几位“师兄弟”究竟是谁?尽管孤鸿道人放过大炮之后又诡异地沉寂了,但我还是根据史料记载对几位当事人的身份有了自己的推断。

大家想要知道百年“红学”惊天造假大案的详实真相吗?后文我将首先从陶湘、陶洙和董康的家世生平深挖猛打。

(完了)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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