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青年作家。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现已出版作品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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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样踏入忧郁的巴西

蒋方舟 2014年6月4日 09:21

我对巴西的直观印象,来自于电影《上帝之城》,片头是一只鸡,它看到自己的同类被杀被剐,惊恐地啄断了自己腕上的绳,开始逃亡:奔跑、闪躲、拐进巷子、冲进人群、窜入汽车的底盘。它身后,是一群追鸡的少年,神色兴奋,挥舞着手枪,这是一帮少年毒贩。

一座黑帮之城被缓缓推送到观众面前。

与“上帝之城”里约热内卢相比,《黑社会之和为贵》里的香港文明得近乎虚伪;《万恶城市》里的美国黑帮甜腻可爱;《西西里人》里的黑手党毫无战斗力。里约热内卢的孩子几乎人手一把枪,8岁的孩子为了毒品杀死一个7岁的孩子没什么大不了。对于一个在里约热内卢长大的孩子来说,从小熟悉地掌握枪支弹药的技能,是想要活过14岁的基本要求。

《上帝之城》里的暴力,因为超越了想象,所以无比真实。

在真实的世界里,巴西的贫民窟叫做“法维拉”,2008年的某一天,数百民重装宪兵队对里约热内卢的一处法维拉——圣玛尔塔发动突袭,射杀和逮捕帮派人士和围观群众。这场突袭比往年来得要更猛烈,更重要的是,警察并没有在射杀结束之后就立刻撤走。

几周之后,当时的总统卢拉到来,宣称圣玛尔塔作为改革的开始,从此之后,要实行贫民窟的都市化,为这里提供基础设施,提供职业技术学校。居民甚至获得了从未有过的东西——出生证明和住址。在一场充斥着血与枪声的“改革”之后,“贫民窟”朝着一个正常居民社会的方向前进。

对当代居民来说,这是新生活的开始,对于外来者,这是一个“景点”的消失。

迈尔克·杰克逊曾经在圣玛尔塔取景拍过“They don’t Care About Us”(他们不关心我们)一歌的MV,这首歌是控诉暴力、歧视、贫穷、对自由的禁锢。当时的巴西政府原本禁止了这次拍摄,因为取景要暴露大部分简陋的房屋和贫瘠人民的生活状态,后来官员认为“因禁止拍摄而遭到国际责难比暴露简陋屋区的结果更糟”,所以准许了这次拍摄,派了一百多名防暴警察到现场维持治安,这些警察也成为了MV的演员,歌词刚好唱道:“我有一个爱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现在我们却是警察滥用暴力的受害者。”

描写黑暗暴力史的《上帝之城》,在巴西本国大受欢迎我并不吃惊。迈克尔·杰克逊死后,里约热内卢竖起了他的一座铜像,这才真正让我觉得这个国家的可敬可爱:不仅允许自曝其短,也容许外来者理所当然的理解。

该以怎样的姿态踏上一个全然未知的土地?这是我去巴西之前最困惑的一个问题。

我离巴西最近的距离,是骑车十五分钟距离的“巴西烤肉”——一家从装潢都肉质都非常黑暗系的廉价自助餐。这样的无知,该怎样去理解他者?

我和不同的人去过不同的国家,见识过各种旅行者的姿态。百分之十的人,会熟读该国的历史文化人物,到每一条街道,都能比当地人更熟络地说出掌故来;百分之三十的人,出国时候随身携带了一个中国,一到吃饭的时候就拿出瓶瓶罐罐的老干妈和豆瓣酱,手机不离身地与国内联系着,谈论的话题也是对于涮羊肉的精神会餐。一半的人,会一个不落地逛完所有旅行手册上的景点,依次进行拍照、买纪念品、发微博微信的规定动作,行军蚁一样地高效规范。

而几乎百分之百的人,对别人的好奇,其实是对自己的好奇。人们像是白雪公主的后妈,以他国为魔镜,想问的却是:“我是世界上最美的人么?”

连伟大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也不例外,他年轻时候亲访过亚马逊流域和巴西高地,写下《忧郁的热带》,他看着巴西的广袤、生机与混乱,第一个涌上脑海也是自己:西方文明获得秩序的代价,是向地球排泄出有毒的副产品,在世界各地旅游,最先看到的是自己的垃圾。

我尝试着以“无我”去看待他人,像在那片土地上世代生存的人一样去融合他们,而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不得不认清的事实是,所有人都自带着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由我们爱和经历的一切组成,像水晶球一样把我们装在其中,我们往外看到的一切,都经过了自身世界的投射。

(注:文中配图均为《上帝之城》电影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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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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