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兵,法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为宪法、行政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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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的右派们:朱耀堂和鲁明健

—— 红旗下的法官继庭长贾潜之后

法大何兵 2013年2月24日 11:49

(附图:朱耀堂在太原开审日本战犯,战犯跪地悔罪。)

二、朱耀堂

刑庭右派多。

庭长贾潜,副庭长林亨元和朱耀堂,都是上了《人民日报》的大右派。审判日本战犯,国家组建特别军事法庭,贾潜为庭长,朱耀堂为副庭长。朱耀堂回忆说:特别法庭组建后分成3个组:审判、起诉、辩护。白天看材料,拟写起诉书和判决书……(光耀堂:“日本战犯在并受审记”)

审判尚未开始,判决已经拟就——这是人民司法的传统。当年延安审判黄克功,也是毛泽东先定的调。毛并致信审判长雷经天:“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读朱耀堂对日审判回忆,印象最深的是被告住冈义一。他交代:为了训练新兵胆量,日军在太原市小东门外设立刺杀检阅场。340名中国人作为活靶,遭到日军一对一的刺杀,其中70名左右由他亲手教练的新兵直接杀害。这个日本人,只判了11年有期徒刑。(鉴证日军刺杀“活人靶”罪案)

“反对党对审判工作的领导”,这是朱耀堂的第一罪状,也最高法院右派们的共同罪状。具体表现:反对党组改判死刑、无期徒刑和重大有期徒刑的决定,并采取阳奉阴违等办法抵抗。他的同事何兰阶为党组辩护说:党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改判案件,是群众路线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贯彻。“群众路线”在当年和现今,都是无庸置疑的真理。

当无法用改判来达到目的时,朱耀堂就大量采取“发还更审”的办法来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大鸣大放期间自我暴露说:我在1955年肃反时提出大量发还更审的办法。第一是改判领导通不过,第二是征求意见下边不同意。发还更审,可以从时间上拖一下。“理是直的,路是弯的……”

攻击原则可能并不太招人恨,“丑化领导”才是命根子。朱耀堂“尤其恶毒的攻击高副院长”,说“党组形式上是集体领导,实际上是少数人包办代替。”“审判委员会问题很多。对案子讨论简单。有的只有一个‘杀’字或一个‘判’字。”“院领导对中央的政策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过”。

何兰阶为审判委员会辩护说:1957年1-5月,审判委员会花了十个上午,共讨论46件案子。他想证明审委会是认真负责的。其实,一个上午讨论近5件案子——很多是决定生死,这哪里是负责啊?

朱耀堂以为自己在为党掌握刀把子,了解党的政策。其实到了鸣放后期,毛周边的人已经知道毛的阳谋“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而朱耀堂,还在大鸣大放。

何兰阶分析,朱耀堂作为一个有20年党龄的党员,为何成为右派。结论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甚至向党、向人民伸手要名誉、要地位,是个一心想向上爬的个人野心家了。

最后一句话道出反右的实质:镜面为路线斗争,潜流为人事倾扎。

朱耀堂,1954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副庭长,1957年被免职。1979年官复副庭长原职,1983年在副庭长任上退休。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近30年。

三、鲁明健

鲁明健,武汉人。1936年在辅人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共。被打成右派时,已有二十多年党龄,官拜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他曾任董必武的秘书,历史上与于光远合办过革命刊物《呼声》。

他的右派言论摘要:

一、关于国家职能。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偏重于镇压。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国内形势起了根本变化,阶级关系变了。这时再强调镇压,就不对了。现在的主要职能是组织经济文化生活职能。”写文章批判他的,是最高法院副院长王德茂。王说:这是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是要我们放松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人民的敌人所欢迎的。帽子很厚重。

二、关于法制问题。他说:“革命的暴风雨时代过去了,搞运动就不合情况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已建立,斗争的任务是保护生产力的发展。现在要依靠完备的法制。”他又说:“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刑事犯罪会把建设起来的法制冲垮,会损害依法办事。”

三、反对“反右倾”。他说:“1955年反右倾是公安部提出来的。我们不加分析的一股劲反右倾。”“肃反来势很猛,很急。反右倾压力很大。现在清醒过来看,去年反右倾的盲目性很大”。“反右倾是造成错误和偏差的主要原因。”他荒谬地认为“既无右倾,也不需要搞运动”“如搞运动,后果不堪设想。”他的反对反右倾是很露骨的反党行动。对于镇反,他说:“敌人很隐蔽,实行宽大政策,有利于对敌斗争。”他是这种论点是反对的、荒谬的。他实质上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

四、对于法院职能。他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法院的任务除对反革命和少数坏分子实行专政外,应着重调解人民内部纠纷问题和教育改造。如果过分强调专政就容易搞乱。”

当年最高法院三个右派观点总和,就是今天法学界所谓“新观点”。建国几十年,法学理论实践几无进展,不亦悲夫。

1978年9月9日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核心内容是取消党委断案。起草者曾到最高法院征求意见。此时,又回到最高院研究室主任位子上的鲁明健说:我们十分赞同取消这一制度,但最好由你们学者提出来,不然人们会说我们是向党要权。

据说这个决定在最高法院党组讨论时,全体鼓掌。鲁明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历经折磨仍不改右派本色。但革命的风雨增加了他的斗争智慧——他学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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