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香港长大,广东人,台北政治大学经济系毕业,美国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经济硕士。柏克莱加州大学亚美历史研究员。曾任职台湾、美国、香港媒体。2006年、2008年和2012年,被网民选为中国100大公共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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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花果飘零的民间中国

邱立本 2013年3月18日 13:57

我最近回到香港童年时居住的深水埗,在那些早已不一样的街道,追寻童年岁月的遗痕,追忆那些难忘的日子。

那是穷困的年头,我们一家人住在深水埗这个新移民最喜欢落脚的社区,它房租便宜,挤满了下阶层的人,街头往往都是乞丐,也有一些就在街头搭起的木屋的难民。那是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国刚刚告别内战,香港到处都是来自全国不同省份的难民,说不同的方言。战争的阴影似乎还在。我虽然还很小,但听到父亲与朋友聊天的时候,总听到他们谈到朝鲜战争会如何发展,会不会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在这样时代氛围中,香港弥漫一种焦虑感。我常听父母说起,那些亲友移民去了东南亚,或是去了台湾或美国。一些亲友也来问,要不要移民?但父亲对我们孩子说,家里没有移民的条件,因为我们没钱。

那时侯父亲送我们上学,经过家里海坛街隔壁的桂林街,有一些小吃的摊档,有一次我和爸爸在那边吃面,父亲突然对我说,对面的新亚书院,有不少被英国人欺负的学者。

被英国人欺负?父亲解释说,这家书院有一些大学问家,但他们的学历都不被港英政府所承认。他们不能到香港大学去教书,而只能在这些破旧的唐楼,办自己的学校。父亲说,这些著名的学者,包括了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

父亲对于中国大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的事情,一向耿耿于怀,因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他毕业于广州的中山大学经济系,抗战期间毕业,还当系上的助教,曾经随学校迁到昆明,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广州,四九年之后,举家迁来香港,而我就是在香港出生。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名字,直到中学后期,我才第一次读他们的书,才念到唐君毅“花果飘零”的家国论述,也念到钱穆所说的对于中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的体会,也读了徐复观写的《学术与政治之间》,写权力与文化的关系。

父亲当时在好几个专科学校兼课,拿微薄的薪水,养活我们一家十几口人,而他在困难的时候,更对钱穆等人学历不被承认的残酷,感同身受。

由于港英政府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学历,因此新亚书院只能在经费极为困窘的情况下办学。我每天上学,都会经过这家学校,其实就在一栋破旧的唐楼上。附近都有一些小吃的摊档,我去理发的一家街头小店,就在新亚书院的转角处。

半个世纪之后,我重返童年的街头,在深水埗桂林街新亚书院的旧址,蓦然回首,在历史的灯火阑珊处,发现了一个“民间中国”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冉冉升起。

也就是在这样的陋巷中,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学者,在这儿探索中国思想的出路。他们历经抗战与内战的痛苦和沧桑,在传统文化面临灭绝的边缘中,他们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底层社区中,弦歌不绝,寻找生命的最新的路径,也寻找中国思想的最新灵感。

尽管这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思想却空前的活跃。这些学者生活非常贫困,但他们没有被贫穷击倒,恰恰相反,他们在思想上发现了丰富的宝藏,落实一个民间中国的理念,超越了国共政治的争论,直追中国问题的根源,探讨传统文化如何创新,争取成为中国政治的最新坐标。

他们的论述其实超越了现实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新儒家的理论,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程作出了铺垫。很多年之后,徐复观的学生杜维明,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创造性的转化”,强调必须在传统智慧的土壤中,发现新的养料,灌溉出全新的文化花朵。

钱穆、唐君毅的在新亚书院的学生余英时,后来也在美国的学界脱颖而出。他写出中国的政统与道统之别。文化的道统先于权力的政统。

这也是新儒家政治观点的重要发展。用简短的话来说,政治是一时的,文化是永远的。文化的核心价值,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文化的底蕴,政治就只是刀光剑影的权力斗争,而不是民众福祉的根本。

这是我多年后阅读新儒家著作的体会。但在阅读的字里行间,我总看到父亲忧伤的脸孔,和那个焦虑年代的影子。

民间中国在香港,就是冲破了殖民地统治的局限,在一个被现实政治边缘化的角落,撑起了时代精神的大旗。昔日花果飘零的忧患意识,淬炼成今天的文化结晶。他们在儒家的经典中,作出最新的哲学与生命的诠释,也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前瞻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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