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代表作品:《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重说陶希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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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音“自废武功”

范泓 2012年12月28日 14:56

大多数内地读者知道林海音是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城南旧事》,曾经家喻户晓,却很少有人知道,她还是当年名噪一时的《纯文学月刊杂志创办人。这份标榜纯文学、与政治无涉的刊物,创办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1967年),前后存活了四年多,后来却因为一桩政治案件而“自废武功”,一夜之间,在台湾文学界销声匿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气氛渐次达到了顶点。所谓孙立人案以及雷震案,不过是当局以“匪谍罪”对某些持不同意见者的政治构陷而已。如果说,孙立人、雷震等人作为国民党高官,赴台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政治上与威权体制渐行渐远,以当局的思维和逻辑,对其惩治犹可说也,只是台湾文化新闻界一时间竟亦“人人自危”的状况,令人痛不堪言。据港台知名作家王敬羲先生(梁实秋的学生)回忆,那时“文化人朝不保夕,被捕入狱者多不胜数”,其中有柏杨(作家)、崔小萍(媒体人)、陈映真(小说家)等。及至1971年初,随着《大华晚报》董事长李荆被秘密抓捕,林海音等人为避其祸,不得不进行自我了断,一份对台湾文学发展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从此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我与王敬羲(笔名齐以正)先生是忘年交。他晚年定居加拿大,时常来大陆。在他罹患直肠癌去世的前几年,我们在南京、上海等地多次见面,他对我聊起过当年港台文学界的一些情况,还给我展示吴国桢、梁实秋、林海音、萧孟能、李敖等人的信函原件,包括李敖当年写给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女作家蒋芸的情书十多封,不知如何会到他手中,我也没问。当时敬羲先生没说自己已得病,只是希望这些信函交我保存,他自己复印了一套。从史料的角度,这些未刊信函十分难得,我并非不知道它的文献价值,只是觉着由我来保存最终不妥,一次机会,又全部退还给了先生。未出一年,传来敬羲先生在加拿大去世的消息,这才明白让我保存这些信函的真实意图,再也没有这个可能了,这是题外话。

说起来,林海音创办的《纯文学》诞生于台北,以学生书局为后援;同时,还有一个香港版的《纯文学》,借正文出版社为依靠,在香港主持《纯文学》出版的人,就是林海音的好友王敬羲。这本杂志办到第四年,即台湾《大华晚报》董事长李荆荪因“匪谍罪”被捕那年,王敬羲因事来到台北,住在馆前路的台北中国大饭店。一天清晨,突然接到何凡打来的电话,语气十分紧张,电话中说:敬羲,我必须现在来酒店一趟,和你见面谈!

何凡(夏承楹是林海音的丈夫,《联合报》知名专栏作家,“平时给朋友的感觉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那天的紧张谈吐,殊非寻常,令我意识到有事发生了”,王敬羲回忆说。他们在酒店顶楼的咖啡厅见了面,何凡对王敬羲说:“林海音有话跟你谈,她没有来,我来替她说……”原来,李荆荪被捕入狱,表面上是“匪谍罪”,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在“星期杂感”专栏上的那些文字,这让林海音感到“白色恐怖”肃杀气氛日甚一日,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哪天就会出事!何凡对王敬羲说:“《纯文学》办不下去了,林海音为办这个刊物,熬夜校对,眼睛都快瞎了。这些还不算,政府现在是拉人坐牢啊!李荆荪给拉进去啦,你在外面想必已经知道了,早些天,主笔团还在一起吃的饭,第二天就把人拉进去了。说拉就拉,说判监就判监,谁还敢办刊物?林海音手中还有一批稿件,至多再出一两期,台北这边就决定停刊了,香港那边你自己酌情处理吧!”说完,站起身,又说了一句“我先走了”,转眼人就不见了。

我不知道当时王敬羲内心感受如何,此事来得太突然了,但他并不想放弃香港版《纯文学》。王敬羲在创作之余,对出版和办刊一直有很大的兴趣,萧孟能的文星书店在香港的分支——文星书屋,即由他在主持,我看过萧孟能写给他的信,其中有一封就是谈有关结帐事宜的。在香港,王敬羲除主持《纯文学》外,还办了一份政论性杂志《南北极》,前后出版三百零四期,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可见他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台湾版的《纯文学》,林海音办到了19716月,然后交给学生书局《文学杂志》的刘宜先接手,又出了八期,最终停刊。香港版《纯文学》从月刊改为双月刊,“出至六十七期才停”,比台湾版多出了四期。其中主要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稿件来源之外,资金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香港版《纯文学》摇摇欲坠快撑不下去时,金庸不知从哪听到这一消息,派了一位明报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找到王敬羲,说是要买全套的《纯文学》,如果凑不齐全套,有多少本,就要买多少本,并附来一封短笺,“似乎是想表示一点支持之意”。如果说,金庸与香港版《纯文学》还有那么一点渊源的话,是在1969年,香港文学批评家林以亮(宋淇)写过《金庸的武侠世界》、《金庸访问记》两篇文章,同时刊发在该年10月出版的《纯文学》上。以王敬羲的说法,这是文学批评家对金庸武侠小说最早予以肯定的文章,而在这之前,金庸的武侠小说一直受到人们的苛评,弄得他不得不撰文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为了这件事情,金庸一直没有忘记《纯文学》,没有忘记王敬羲对他的仗义支持。当然,购买全套的《纯文学》,杯水车薪,只是象征性的支持,并不能挽救香港版《纯文学》停刊的命运。

王敬羲是一位充满激情、无比执着的人,被友人称为香港的“文坛斗士”。直至1998年,时隔二十多年后,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下,香港版《纯文学》得以重新出刊。在王敬羲内心深处,一直对林海音当年为避其祸、不惜“自废武功”而耿耿于怀。不过,我倒是能够理解林海音的做法。两人处境不同,一个在台湾,一个在香港,虽相距不远,却有着“因言获罪”和“言论自由”的本质区别。对林海音来说,倘若不立即停办,有可能遭遇牢狱之灾,两害相权取其轻,她只能那样做。而王敬羲,应当能够充分理解这一点,在此风声鹤唳之际,在香港,并无危险之虞,只是“一本文学刊物居然是受一宗政治大案的牵累”,确实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折射出当年在威权体制下文化人普遍的恐惧心理,这就是台湾“白色恐怖”年代的真实写照。

王敬羲一直不相信《大华晚报》董事长李荆荪是“中共间谍”,同案被捕的还有《中华日报》副总、主笔俞棘。从后来披露出来的案情可以知道,台湾情治部门是先逮俞,再捕李,直至俞屈打成招,才在1971612正式起诉,直到这个时候,外界才知李、俞二人原来已被关在了警备总部。台湾当局所以要对新闻界进行整肃,与此间国际背景不无关系。金马危机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发生变化,与大陆的关系开始悄然解冻,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岌岌可危,当局以紧缩岛内的控制作为因应,逮捕了李荆荪等人,罗织的罪名是“参加共匪,潜伏新闻界,企图以非法手段颠覆政府,并付之行动”,试图以此警告新闻界必须与政府保持同一步调,即所谓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李荆荪被捕时,已经五十五岁,除任《大华晚报》董事长之外,还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机要秘书一职。李荆荪早年一直服务于国民党文化系统,先后任职于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社。赴台之后,李荆荪作资深媒体人,以其“良知”做过两件脍炙人口的事情:一是在《大华晚报》撰写“星期杂感”,笔锋锐利,立场鲜明,批评政府施政不当,行政效率过低,制度不良,这是一个广受读者欢迎的专栏;二是在1958年,挺身联合新闻界同仁强烈反对修改《出版法》箝制新闻出版自由。

这两件事都遭到情治部门的严厉指控,“民国三十四年至五十九年间,先后在南京及台北等地,利用南京《中央日报》及《大华晚报》‘星期杂感’专栏,经常撰登不利于政府之消息,或撰文攻讦政府,散布毒素思想,或鼓励民营报业攻击政府修正出版法等,为匪从事统战工作”;情治部门在逼供中,不仅要李荆荪写“自白”,承认“搜集中央宣传部有关新闻出版等方面机密资料,交与匪党”、“渗入中央日报工作,借机保产、保厂、迎接解放台湾”,还要他承认“在1935年即加入共产党”。在当时的台湾,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当局动辄以“匪谍罪”、“叛乱罪”而抓人。作家郭衣洞(柏杨)就因为翻译《大力水手》漫画,被指控影射当局和蒋氏父子,调查局约谈,一去不回,九年之后,才被释放回到家。

这些“莫须有”的指控当然不能令人信服,李荆荪在军事法庭公开审讯时,不承认加入过共产党,并推翻了严刑逼供之下所作的一切“自白”。这个案件的“脚本”与十一年前的“雷案”如出一辙,不禁令王敬羲感慨万千。王敬羲在台湾生活多年,对台湾现状并非不了解,他知道我写过一本雷震传,告诉我说,“那时经常到自由中国社去蹭饭,因社址距自己住的地方很近,也见过先生。雷案发生后,自认匪谍的刘子英曾经是先生手下的一个干事,捱不住刑,于是认了,雷震的庇护匪谍罪名遂得成立。在李荆荪这个案子中,也有一个刘子英式的人物,就是与李同时被捕的俞某人!”从当年台湾的新闻报导中可以知道,李荆荪在法庭上得知朋友俞棘为获减刑作出不利于自己的供词时,当场悲痛欲绝,忍不住拍胸高呼:“先生,良心!”19711210,台湾军事法庭判处李荆荪无期徒刑,俞棘在此案中是一个配角,被捕后因受不了刑求而“检举揭发”,军事法庭宣判时获得“减处有期徒刑五年”的优待。

复刊后的《纯文学》在香港先后出版三十二期,至200012月才寿终正寝。王敬羲托友人将复刊后的香港《纯文学》带给正在医院中的林海音,自有他的意思。一年之后,林海音在台北去世,走完了她作为一个作家和出版人的所有路程。王敬羲闻讯后,在香港报刊撰文回忆当年台港两地合力共办《纯文学》月刊的往事,并将剪报寄给了我,其中几个关键词:白色恐怖、林海音、《纯文学》,是这篇文章的标题,令人过目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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